暴力叙事与创伤书写——论莫言《蛙》的叙事策略

莫言的《蛙》是一部以计划生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对于计划生育带来的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的冲突,莫言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温和的暴力叙事呈现。莫言选择具有书面化特点的书信体作为文章主体部分的结构方法,以疾病隐喻、创伤言说的方式表现人在暴力下的创伤体验,在人物的自我反思之下,演绎他人有罪,我亦有罪,是一次叩击灵魂的文学实践。

从必然走向自由:论莫言小说暴力叙事心理图式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莫言的创作是民间立场下的知识分子写作,彰显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特创作个性。从《丰乳肥臀》开始,他才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写作,民间内化为莫言小说创作的血液,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暴力想象还原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存在现实,与苦难一起成为民间生活的本质存在,悲悯甚至忏悔的人文意识超越了人性层面的关注。莫言小说之暴力叙事,是必然向自由的转换。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精神暴力叙事与昆德拉的影响

精神暴力叙事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突出而又醒目的现象。论者试图通过探究昆德拉笔下的精神暴力叙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来思考中国当代作家面对这一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现代性质素和本土化经验,并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对极左历史和专制社会中的精神暴力的书写;二是对家庭生活和男女情爱关系中的精神暴力的书写;三是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精神暴力的书写。

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暴力叙事

新世纪以来,陈应松等作家在底层文学中的暴力叙事揭示了底层人物从精神、物质到伦理等层面被撕裂的状态,显示出中国作家对于良知的坚守和批判现实的立场。但是,暴力叙事"用力过猛",并伴有苦难焦虑症,具体表现在理性思考不足、人物形象的深度开掘不够、艺术概括力欠缺等方面。

影像改编与暴力叙事——抗战影像与当前文学影视中的“暴力”

抗战影像是中国影像题材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对暴力的表现与文学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这实质上是暴力在不同艺术形式中的不同呈现。文学和影视的暴力叙事具有不同的特征。文学中的暴力叙事实质上是一个可供多重阐释的集合体,＂缺席的在场＂较之＂在场＂更为重要;影像中的暴力叙事则难以将＂缺席的在场＂表现出来。片面地挖掘暴力场景的形式美,忽视或漠视影像的社会影响是当前影像暴力叙事要克服的创作误区。

论《日瓦戈医生》的反暴力叙事

《日瓦戈医生》中的反暴力叙事主要表现在反战争暴力、反政治暴力、反话语暴力三个层面,体现出作家对反暴力思想的现代性观照。小说中的这一叙事还被作家转换为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生命尊严、精神自由、正常的家庭生活的合法性阐释与确证上。此外,小说中浓烈的宗教情怀也强化了反暴力叙事的思想价值。

新时期初期“文革小说”中的暴力叙事

在新时期初期的"文革小说"中,对"文革暴力"行为的批判和指控成为文革小说的核心叙事话语之一,并逐渐演化为国家意识形态与个体的集体精神趋向。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清晰地透析出"文革暴力"的内在结构、行动模式、精神逻辑,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捕捉到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训和惩戒。

暴力叙事与诗学批评——《平家物语》的暴力美学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暴力电影影响,暴力叙事成为美学风格和表现方式,暴力美成为审美客体。暴力美学的本质在于超越暴力的血腥与残酷及反人道的一面,反向追求美学意义和美学价值。文章通过战记文学《平家物语》,力图探求暴力美学在作品中的深层内涵与美学效果,从新的角度解读古典文学作品,批评传统文本话语中常被忽视的暴力叙事。

《美国暴力》中的暴力叙事

优秀的电影作品,如库布里克的《发条橙》、三池崇史的《杀手阿一》等,会将暴力上升到哲理层面。小蒂莫西·伍德沃德执导的《美国暴力》,同样是一部充分运用了暴力叙事,对暴力进行思考的电影。在电影中,暴力绝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商业化的消费趣味的存在,而是观众对现行法律制度乃至人类存在方式进行思考的入口。文章从暴力类型、暴力叙事策略、暴力叙事价值向度三方面,分析《美国暴力》中的暴力叙事。

暴力的深度与温度——余华小说的暴力叙事

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开辟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之路,代表人物余华在小说创作中通过独特的暴力叙事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现象凸显,并对这种现实暴力进行多层次叙事表达。文章从约翰·加尔顿的三个暴力层次理论阐释余华小说暴力叙事的深度,从余华前后期作品暴力叙事的嬗变挖掘其暴力叙事的温度,从而揭示余华小说暴力叙事的本质与内核。

不同时期西方斗兽运动中的暴力叙事

暴力与体育有着不解之缘,一些运动与暴力从来都密不可分。根据西方斗兽运动历史出场顺序的先后,以克里特"抚牛腾跃"、古罗马"斗兽"和西班牙"斗牛"为节点,对不同时期斗兽运动中暴力叙事的表现与特征进行探究。结果发现:在宗教虔诚下,克里特"抚牛腾跃"表现为暴力的仪式性消解;在尚武强力的古罗马,斗兽则成了暴力的嗜血表演;而西班牙斗牛,却演绎成为暴力的悲剧艺术。在西方斗兽运动中,暴力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达成宗教虔诚、构建嗜血表演和生成悲剧艺术的手段。

论帕慕克小说《雪》的暴力叙事

政治小说《雪》是奥尔罕·帕慕克进行暴力叙事的重要小说之一。它采用与历史互文的暴力组织方式,具有深刻的"当下指向性";用"雪"这个具有丰富象征意蕴的意象,拓展了暴力内涵的隐性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暴力叙事审美境界,即"呼愁"的文化诗学风格。《雪》的暴力叙事为反思当代人类历史进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和艺术借鉴。

《让子弹飞》的暴力叙事

姜文导演执导的贺岁电影《让子弹飞》在2011年贺岁电影鏖战中犹如一粒＂子弹＂破空而出,连续打破了几个纪录,成为贺岁票房的最大赢家。影片的热映引发了影评界和广大观众的热议,笔者认为《让子弹飞》的成功得益于其特有的暴力叙事模式,影片在充分继承原著精髓基础上,通过挖掘暴力的叙事功能和对暴力合理性、隐喻性和荒诞性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对传统暴力美学的扬弃,从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张力。

伤痕、反思文学中的暴力叙事

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以及新中国文学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了关于"革命"的记忆。而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肯定了暴力叙事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直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种暴力叙事一度成为主流的写作伦理在伤痕、反思文学中。本文旨在肯定它们在发现大写"人"的同时,着重阐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的暴力叙事。这种暴力叙事不仅来自于肉体的暴力,更源自于精神上的暴力,而那种受害者不自觉加在受害者身上的精神施虐更加深了这种精神上的暴力。

由救赎到狂欢——从《一九八六》、《兄弟》看余华关于“文革”暴力叙事的转换

"文革"暴力是余华在小说中极力呈现和思考的主题,一些涉及暴力题材的小说显现了"暴力美学"。这种对暴力的极端渲染,其本质原因是作家和现实存在的紧张关系。余华不同时期的小说体现了处理这种紧张的方式,在早期的《一九八六》和近期的《兄弟》中,余华表达了对"文革"暴力不同的看法。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反映了余华关于"文革"暴力叙事的变化。

“剧本杀”剧本的暴力叙事分析

通过调研海口市的“剧本杀”店内最受欢迎的剧本,聚焦“剧本杀”剧本的暴力叙事现象,对剧本进行文本分析。一方面是以文学视角分析“剧本杀”剧本的尝试,一方面也试图对“剧本杀”剧本中暴力血腥元素进行文学上的阐释。“剧本杀”剧本的暴力叙事呈现出复调的特点,是一种更开放的召唤结构,同时暴力叙事的意义指向了人性和社会文化层面。在“剧本杀”未来的发展中,剧本在暴力叙事的维度上要求创作者在创作时保持求真和求善的态度,接受者也应该保持高度的理智。

“暴力叙事”的性别编码——《末路狂花》的女性主义解读

电影《末路狂花》的表面叙事对性别的颠覆,也就是通过暴力描写所展现的女性解放是性别编码化了的,本身成为一种被看的"奇观",女性暴力在此成为男性观众"窥视"快感的一种影视元素,其女性解放的意义完全被遮蔽了。在此所谓的女性解放反而成为男权巩固自己中心地位的砝码,这部影片仍然是男权话语下的性别想象,所谓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反抗只是一种手段而已,绝非是最终的目的。

《白噪音》中的暴力叙事与国家想象

德里罗《白噪音》浮现的死亡意识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条戕害人心引起焦虑的隐性叙事,即暴力,而这也正是流动于美国后现代社会中一股温和却狡黠的力量。在小说主人公杰克的日常生活中,以语言为代表的象征性暴力与媒体医疗等构成的机构性暴力并驾齐驱,无形中使客观暴力滋生蔓延,从而催生威胁生态环境的慢性暴力并诱发了性侵犯与枪杀等暴力事件。铁匠镇作为暴力叙事空间,映照着国家的风云变化,从经济、生态及文化三个层面粉碎了物质充盈便国泰民安的美好国家想象。德里罗带有价值评判的反思性暴力叙事,以不同形态的暴力形式批判了非理性的价值取向,并以温情关怀的态度传达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新黑色电影的后现代主义暴力叙事

新黑色电影是对传统黑色电影的一种戏谑性重构;其重构电影传统暴力叙事,并通过音乐、画外音甚或静默等音效处理来重构电影与观众的关系;新黑色电影常倾向于用荒诞的思想与行为来表达电影暴力场景,并将言语暴力与行为暴力结合起来,从而淡化暴力影像对于观众的视听冲击,使暴力沦为一种插科打诨的喜剧;新黑色电影改变了死亡形式,剥离死亡的一切象征意义,使其成为纯粹的生理状态;新黑色电影重构暴力叙事方式,摧毁暴力的悲剧内核,使暴力能够以冷漠的基调表达出来,并伴随舞台戏剧化的效果。

《三国·荆州》和《影》的暴力叙事比较

张艺谋的电影《影》改编自朱苏进的剧本《三国·荆州》,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暴力叙事模式。朱苏进以国家命运为主题,呈现的是一种鲜血淋漓的搏杀模式,其暴力美学风格为血性阳刚。张艺谋则将影片主题改写为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不再刻意渲染暴力的血腥,而是通过色彩、"武舞"、文化观念等来传达出暴力的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