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犯罪人风险决策特点的研究

目的分析暴力犯罪人不同信息框架下的决策行为特点,并探讨不同犯罪类型犯罪人的决策差异。方法以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陕西省某监狱在押暴力犯罪人364名,19～26岁的正常男性被试364名,并分别随机分成两组,对Kahneman的经典亚洲疾病问题和自编赌博问题决策选择情景进行二选一的选择。结果面对亚洲疾病问题,负面框架下,犯罪人类型A和犯罪人类型B均显示出比正常被试更容易受到框架的干扰,差异显著(χ2=17.595,27.321;P<0.05)。面对自编赌博问题,在正面框架下,仅有犯罪人类型B显示出比正常被试更容易受到框架的干扰,差异显著(χ2=4.593,P<0.05)。结论在犯罪决策中,决策不仅仅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犯罪人的犯罪类型和框架情境相关程度的影响。

冲动性暴力犯罪人员对不同情绪面孔识别能力的特点

目的:探究冲动性暴力犯罪人员和对照组对不同情绪面孔识别能力的差异。方法:选取某监狱暴力犯罪人员90人,从中筛选出冲动性暴力犯罪人员59人,另外招募某高校后勤工作人员和保安35人作为对照组,采用2组别(冲动性暴力犯罪人员组、对照组)×4情绪类型(高兴、愤怒、悲伤、恐惧)的混合实验设计,通过情绪表情多形任务得到两组被试对高兴、愤怒、悲伤和恐惧面孔的情绪识别任务得分、错误个数和按键转换次数。结果:剔除错误率在30%以上的被试4人,最终有效数据冲动性暴力犯罪人员58人,对照组32人。冲动性暴力犯罪人员对高兴[(18.6±3.4) vs.(16.4±4.0),P<0.01]和愤怒[(16.2±2.4) vs.(14.1±3.2),P<0.01]表情的识别任务得分高于对照组。对于不同情绪的面孔刺激,冲动性暴力犯罪人员的情绪识别任务得分呈现出高兴>愤怒>恐惧>悲伤的趋势(均P<0.05);对照组也呈现出高兴>愤怒>恐惧/悲伤的趋势(均P<0.05),但恐惧和悲伤的识别任务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本研究提示,冲动性暴力犯罪人员可能对高兴和愤怒面孔的敏感性更高。

极端暴力犯罪人心理特点及其预防

极端暴力犯罪人的心理具有认识偏激、情绪焦虑暴躁、自我控制力弱、易冲动、多疑敏感、报复性强、冷漠等特点,这些特点是社会化过程障碍导致的。对这些负面心理的预防要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方面进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女性暴力犯罪与非暴力犯罪人格特征的比较

目的探讨女性罪犯的人格特征,以及年龄、受教育程度、服刑前后婚姻状况对其的影响。方法选取在重庆市女子监狱服刑的女犯将其分为暴力犯罪与非暴力犯罪两组,分别填写PDQ-R、EPQ、SCL-90 3种问卷,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女性暴力和非暴力犯罪组各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女性犯罪人群都存在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女性暴力犯罪与非暴力犯罪在人格特征上不存在差异。

男性暴力犯罪人格特征研究

目的研究男性暴力犯罪的人格特征,以及年龄、受教育程度、服刑前后婚姻状况对其的影响。方法选取在重庆市监狱服刑暴力犯罪者294名,分别填写PDQ-R、EPQ、SCL-903种问卷,在SAS软件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男性暴力犯罪人群存在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年龄、受教育程度、服刑前后婚姻状况变化与人格特征有相关性。讨论男性暴力犯罪人群存在人格障碍。年龄、受教育程度、服刑前后婚姻状况变化均对人格特征有影响。

成年男性暴力犯罪人员的三维人格特征及其与童年期创伤的关系

目的探讨暴力犯罪人员的三维人格特征和童年期创伤经历的特点及两者间的关系,为暴力犯罪的心理矫治及其犯罪行为的预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三维人格问卷、童年期创伤史问卷(CTQ)及自行编制的在押服刑罪犯一般情况登记表对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400名对象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根据是否暴力犯罪者分为两组,对两组资料进行比较;最后将TPQ与CTQ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暴力犯罪组寻求刺激维度及NS4因子高于非暴力犯罪组,奖赏依赖维度及RD1、RD3因子低于非暴力犯罪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余维度及因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暴力犯罪组童年期创伤史中的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及躯体忽视等因子分均高于非暴力犯罪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三维人格量表寻求刺激维度和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均呈正相关(P<0.05或0.01)),躲避伤害维度和躯体忽视、情感忽视因子呈正相关(P<0.05或0.01),而奖赏依赖维度则和童年期创伤的五个因子均呈负相关(P<0.05或0.01)。结论暴力犯具有冲动、探索、易变、兴奋、脾气急躁、外向和不守陈规等人格特征。童年遭受虐待可增加个体的冲动、攻击性,从而增加暴力犯罪的几率,因而暴力犯心理矫治时要了解其人格特征,结合其童年期的经历才能更加有的放矢。

暴力与非暴力犯罪人群人格特征及情绪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暴力与非暴力犯罪人群的人格特征及情绪状况。方法将60名罪犯按是否实施暴力行为分为两组，每组30名。采用汉密顿焦虑量表、汉密顿抑郁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进行测评分析。结果两组婚姻状况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文化程度、汉密顿焦虑量表、汉密顿抑郁量表总分及艾森克人格问卷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汉密顿抑郁量表总分与艾森克人格问卷的精神质维度分密切相关（P＜0．01），汉密顿焦虑量表、汉密顿抑郁量表总分与内外向维度分密切相关（ P＜0．05或0．01）。结论暴力与非暴力犯罪人群的人格特征及情绪无明显差异性，但婚姻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性，情绪稳定性与罪犯人群的人格有密切关联。

成年男性暴力犯罪人员的人格特征及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成年男性暴力犯罪人员的三维人格特征及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在某监狱服刑的400例成年男性罪犯的资料,根据犯罪类型分为暴力组(n=200)与非暴力组(n=200)。所有入选者均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调查。比较两组EPQ、SSRS、SCSQ评分情况,分析三维人格特征及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结果暴力组精神质(P)、神经质(N)及掩饰性(L)评分高于非暴力组,内外向(E)评分低于非暴力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暴力组消极应对评分高于非暴力组,积极应对评分、SSRS评分均低于非暴力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P、N、L因子与积极应对、SSRS呈负相关(r<0,P<0.05);P、N、L因子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P<0.05);E与积极应对、SSRS呈正相关(r>0,P<0.05),E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r<0,P<0.05)。结论成年男性暴力犯罪人员人格特征以精神质、神经质及掩饰性为主,应对方式更倾向于消极态度,缺乏社会支持,社会应关注此类人群,以减少暴力事件发生。

数字智能时代青少年网络暴力犯罪的循证治理——以S省145个案件为分析样本

通过S省145个典型案例的数据分析发现,青少年网络暴力犯罪基于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以满足性需求为目的、以满足金钱需求为目的和以逞强好胜、追求刺激为目的三种类型,其犯罪路径各有不同。S省的样本数据分析显示,青少年网络暴力犯罪人多为低学历、无收入的农村男性未成年人,被害人多为与犯罪人相识的低学历女性未成年人,微信、QQ社交媒体系线上网暴主阵地,关联的线下作案地点多为私密、偏僻场所,犯罪人多因线下犯罪被追责,而对网络暴力行为处罚畸轻。青少年网络暴力犯罪治理存在着监管难、取证难、追责难三重困境,确立“以防为主”现代犯罪治理理念,构建数据驱动的循证治理体系才是治本之策。

基于改进分层注意网络和TextCNN联合建模的暴力犯罪分级算法

为了科学、智能地对服刑人员的暴力倾向分级,将自然语言处理(NLP)中的文本分类方法引入犯罪心理学领域,提出一种基于改进分层注意网络(HAN)与TextCNN(Text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两通道联合建模的犯罪语义卷积分层注意网络(CCHA-Net),通过分别挖掘犯罪事实与服刑人员基本情况的语义信息,完成暴力犯罪气质分级。首先,采用Focal Loss同时替代两通道中的Cross-Entropy函数,优化样本数量不均衡问题。其次,在两通道输入层中,同时引入位置编码,改进对位置信息的感知能力;改进HAN通道,采用最大池化构建显著向量。最后,输出层都采用全局平均池化替代全连接方法,以避免过拟合。实验结果表明,与AC-BiLSTM(Attention-based 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 with Convolution layer)、支持向量机(SVM)等17种相关基线模型相比,CCHA-Net各项指标均最优,微平均F1(Micro_F1)为99.57%,宏平均和微平均下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99.45%和99.89%,相较于次优的AC-BiLSTM提高了4.08、5.59和0.74个百分点,验证了CCHA-Net能有效胜任暴力犯罪气质分级任务。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应用机制研究——以P市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实务状况为检视

“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治理过程中形成的有益经验,随着时代需要不断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演变。从各地的实践上看,“枫桥经验”与未成人检察工作,尤其与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工作有相似的工作逻辑,新时代“枫桥经验”倡导的三治融合、共建共享等理念对未成年违法犯罪的事前预防、事中处理和事后矫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多由同侪压力、不良信息诱导等原因导致,检察机关在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方面,应当结合实际,联合未成年人所生活的家庭、社区、学校,并汲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益经验,从源头将未成年人犯罪因素进行消弭,才能构建出有效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预防机制。

未成年人欺凌行为向暴力犯罪转变的生成机理和防治路径

近年来未成年人欺凌行为及暴力犯罪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更多地关注与重视。本文用社会控制理论的“依恋”减弱、“奉献”不足、“参与”缺失、“信念”欠缺四个因素来分析未成年人欺凌行为向暴力犯罪转变的生成机理,梳理出家庭教育和陪伴模式构建薄弱、法治意识和价值观念形成受阻、司法介入和快速处置干预不够、问题识别和预警系统建设缺位这四大难点,并提出了相对应的防治路径:构建家庭教育和陪伴模式,形成法治意识和价值观念,强化司法介入和快速处置,开展行为识别和预警系统,以能够有效地阻断欺凌行为向暴力犯罪的转变。

侦查数据画像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预防中的应用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对社会危害极大,预防此类犯罪极其重要。侦查数据画像是大数据时代数据技术与侦查技术的有机结合,其为预防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提供了新思路。从犯罪成因、技术支撑、信息载体等方面论述了侦查数据画像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预防中应用的可行性,侦查数据画像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预防应用中的实施步骤为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构建画像、画像预警,其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预测下一次犯罪地点、实施者、受害者。

结构性暴力对暴力犯罪的深远影响及因应之道

传统犯罪学理论研究尚未讨论暴力犯罪的起源,难以消除人类“先天暴力”的观点。并且,受到威慑刑论和报应刑主义的影响,暴力犯罪的预防也不尽人意。而结构性暴力的概念及其理论的提出否认了人类“先天暴力”的观点,通过论证结构性暴力对暴力犯罪的影响,证实了其是暴力犯罪的根源。并且,为了通过消灭结构性暴力来预防暴力犯罪的发生,基于“批判-赋权”模式提出了具体的预防措施。因此,以结构性暴力为视角,可以深化暴力犯罪发生原因的认识,并为犯罪预防提供了新的举措。

社会经济视角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成因分析与防治对策研究——以发展心理学为切入点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主体在亲密关系缺失、自我认同感的混乱、家庭和事业等方面引起的社会角色冲突等诱因之下做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行为。应当从培养亲密关系、强化自我意识、重构社会角色等方面入手有效防治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利用发展心理学相关理论知识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进行探析,既符合人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为防治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提出对策,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智慧警务背景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大数据预警机制研究

近年来,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频发,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在智慧警务不断建设发展的背景下,深度学习、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利用大数据进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大数据预警提供了可能。文章立足于智慧警务科技基础与案件发案规律,从搭建大数据预警信息平台、确立预警目标划分标准、建立科学风险评估体系、采取专业预警管理措施四个方面着手,构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大数据预警机制。

论民转刑类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错位应对及正确路径的选择

民转刑类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十分突出。统计发现,仅婚恋家庭、邻里矛盾纠纷就占到了该类犯罪总数的七成以上,而前者更是单独占到了该类犯罪总数的五成以上。其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应对结构性冲突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武断地迁移到了关系冲突的防控工作之中,二是婚恋家庭纠纷所固有的封闭性难以为第三方救济所关注。应对民转刑类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首先必须揭开民事纠纷的“私域面纱”,纠正公安民警对民事纠纷置身事外的错误观念。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点:通过警情摸排分析发现高危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问题冲突中的作用,依靠社会工作者解决冲突关系和依法履职规范矛盾纠纷的私力救济。

亚文化视阈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审视与防控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表明了未成年人暴力行为防控工作亟待加强。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行为容易受到亚文化的影响,其中校园亚文化、社区亚文化、“暴力式”教育亚文化等,都容易引发部分学生尝试使用暴力手段解决人际矛盾问题。对此,应以介入和防控亚文化蔓延为思路,进一步明确防控主体权责、细化防控措施,逐步形成针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行为的综合性防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