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解构

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法条之间是特别法条和一般法条的关系,其所保护的法益是人民警察的职务行为不受侵犯。本罪的“暴力”包括对人暴力与对物暴力,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作用于人身的“暴力”要求阻碍人民警察对职务的执行但不要求造成实际损伤,作用于职务辅助物的“暴力”适用“感知-妨害”标准,作用于执法相对物的“暴力”适用“控制-妨害”标准。本罪加重情节中“暴力”的手段应通过同类解释认定且要求严重危及人民警察人身安全,但不要求造成实害结果。消极抵御的“暴力”、显著轻微的“暴力”和“软暴力”应被本罪所排除。

试论警察国家性、暴力性与法治性的统一

警察伴随国家的出现而产生且代表国家意志,具有国家性。警察通过现实性或威胁性潜在暴力手段行使公共权力,具有暴力性。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警察的暴力必须在法治范围内正当行使,通过法定原则、比例原则、程序正当原则、司法审查原则以及司法救济原则来达到暴力授权与暴力控权的平衡,坚持最低限度的暴力,最终达到警察国家性、暴力性与法治性的统一。

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限度论——兼论正当防卫教义学前提的反思

2015年3月4日出台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对家庭暴力中正当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给予了突破性的规定,即抛弃了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基本相适应说'而提倡'必需说',并且在防卫过当的认定步骤上先判断结果归责,再单独评价行为限度,不仅在本体论的构建上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在方法论的革新上也取得进步。由此,可以建构出家庭暴力中正当防卫限度论的一般原则和判定方法。但具体到家庭暴力的不同情境中,保证人地位等法规范要素会对防卫限度论的一般原则作出调整,使得'必需说'的内涵发生相应的变化,于是在一般原则之下还需有针对具体情形的特别规则。追根溯源,防卫限度论背后的立场即正当防卫教义学的前提值得反思:法益衡量原理在教义学上值得批判,而法的确证原则也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从正当防卫作为权利的本质属性出发,应定位为权利保护原则和法秩序统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