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率兵攻打遂川策应万安暴动

1927年冬至1928年春,万安劳苦大众在中央长江局、江西省委和万安县委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史称“万安暴动”。万安县委周密部署请求毛泽东策应万安万安暴动,是在党中央以及江西省委直接指示领导下举行的,它势在必行,顺乎民心。早在五四运动期间,万安人民就积极响应全国的革命运动,罢工、罢课、游行示威。

动员视角下皖西请水寨暴动缘起研究

大革命前后,潜山返乡革命知识分子利用知识社群网络和宗族社会关系对地方学生、农民进行革命动员和组织化管理,开辟了潜山县革命的内生型发展道路。梅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转移到前北乡天堂地区,潜山县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展开。潜山党组织根据安徽省临委及安庆中心县委的指示,重建、发展党组织,扩大革命力量。与此同时,农会斗争逐步由经济斗争走向武装械斗,潜山革命在波浪式发展之中愈演愈烈。县委的领导性与农民的自发性相互交织,潜山县暴动局势呈现出“半自发、半领导”的发展状态,革命政策的制定与农民自发性之间的张力最终导致了请水寨暴动。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的组织化改造——以河南确山农民暴动为例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下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按照国民党政权体制治理乡村,即乡村自治。随着国民党反动面目的完全暴露,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乡村自治理念并不利于党将政权扎根乡村,也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农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农会专政的概念,开始推动各类乡村组织的改造。确山农民暴动胜利之后,确山乡村组织化改造工作顺利开展,并总结出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前提发挥引领作用,以坚持团结大多数群众为原则汇聚乡村智慧,以规范化改造为目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等宝贵经验。

论土地革命战争前后广东南路武装暴动在革命史中的地位

广东南路地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早在1927年5月就爆发了武装暴动,率先打响了南路人民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是遂溪爆发的海山暴动,这比确立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方针的“八七会议”早了将近3个月。这一时期,广东南路人民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有效实践。本文对土地革命前后广东南路武装暴动进行整体的梳理,分析此时出现的武装斗争、区级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武装割据等史实以及广东南路革命暴动的贡献,得出需提高土地革命战争前后广东南路武装暴动在革命史中地位的结论。

从革命斗争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探析吴圩农民暴动的历史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向全党同志提出了“三个务必”的时代要求,其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党和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1931年8月下旬,吴圩农民暴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地方农民武装暴动,打响了定远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腐朽统治的第一枪,暴动报名者近万人,直接参加者千余人,亦称“万人红军闹革命”,这是定远人民光荣斗争历史的真实写照。透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重新审视不难发现:只有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才能换来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

从冀东暴动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及效果

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中国共产党制敌取胜的重要法宝,在全面抗战时期党实现了由政治主张等到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发展强化。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并针对逐渐显现出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力问题给予适时纠正,但地方在对此问题的纠正中存在滞后性,其中冀东党组织在加强党政军集中统一领导方面并未及时跟进中央调整,成为冀东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冀东党组织反思并意识到党集中统一领导之重要性,据此开展根据地工作并跟进中央要求有序调整。由此,冀东抗日有了坚强领导和军事保障,推动了抗战胜利,这一过程体现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其由主张向体制变迁、由中央向地方贯彻的复杂艰难性、不连贯性。

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演进趋向研究(1927-1930)

20世纪20年代,河南省部分农民出于生存需要主动对抗军阀及土豪劣绅的盘剥,形成自发暴动。实行全国总暴动方针后,中共河南省各级地方党组织在中央的指导下,开始介入这部分自发暴动,以图增强其组织性,使得原有的自发暴动转变成了自为暴动。自为暴动虽取得一些成果,如建立了红三十二师、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等,但在此之后,地方上却出现了打土豪、分田地等暴动自为现象,中共河南省委、特委陷入了一方面依靠武装队伍实行进一步革命暴动,另一方面又难以遏制混乱现象的两难境地。最终不得不促使中共中央采取措施推动组织权力向地方伸张,以图削弱超出合理限度的“地方主义”观念,在自为暴动与暴动自为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另外,伴随着纵向上的深入,中共河南省革命暴动在横向上也体现出地域化特色,即由最初的“四大暴动区域”并重逐渐转移到以豫东南为革命暴动中心。

从“保存实力”到“工农武装暴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对许权中旅行动决策的历史考察

许权中旅是土地革命战争之初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对许旅的出路问题非常重视。根据形势发展和中央决策变化,陕西省委对许旅的使用方向,经历了从“逃窜北山,独立发展”的保存实力策略,转变到“参加反冯战争”的打冯策略,再到“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作农民暴动副力”的武装起义方针的演变过程。透过陕西省委对许旅出路的考虑,可以管窥大革命失败后的关键转型期陕西省委在执行中央命令、探索革命道路以及对革命武装认识等方面的演进历程,也可视为陕西革命最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探索历程。

“安全阀”的失效与修复:耒阳暴动中的官绅关系

发生于道光二十四年的耒阳暴动,可视作传统社会“安全阀”失灵后,基层社会秩序的短暂失控。段拔萃京控案是耒阳暴动的诱因,随后发生的阻考、劫狱则加剧了民众、士绅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阳大鹏等人率众攻打县城,是民众抗粮斗争的激烈表现。作为民众和地方政府矛盾的产物,耒阳暴动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惨剧。通过考察钱漕积弊,可帮助理解暴动发生的缘由。士绅在该事件中扮演了先组织领导暴动,事后又协助善后的复杂角色。

清華簡《尹至》“惟胾虐德暴憧亡典夏”句新詮

清華簡《尹至》中有一句話講述“夏”將滅亡而見祥氛,舊多斷讀爲:“惟胾虐德暴童亡典。夏有祥,在西在東,見章于天。”以往學界對這段話的解讀有不同意見。結合學者們的研究,重新審視這段話的内容,可對“胾”“暴童”“亡典”補充一些新的認識。“胾”讀爲“兹”,“童”讀爲“動”,可從,“動”是一種泛稱的上對下的統治或治理方式,“亡典”讀爲“亡腆”,意爲“不厚”。“虐德”“暴動”“亡腆”三個動賓短語作定語修飾“夏”,此爲伊尹諷刺殘暴的夏王朝。“惟胾虐德暴動亡腆”與下文的“夏有祥”連讀,當斷讀爲“惟兹虐德暴動亡腆夏有祥,在西在東,見章於天”,可減縮爲“惟兹夏有祥,在西在東,見章于天”。

周坊暴动推动赣东北红色政权波浪式向前发展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西省首任省长邵式平到贵溪调研,感慨万千地写下《渔家傲·周坊》一词:一九二九四月七红旗翻起农奴戟三县岭上风雷激似霹雳暴动烈火烧天赤当年周坊最歼敌而今公社遍地立前去调查并学习有教益革命传统更精辟邵式平对周坊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当年,弋横暴动陷入低谷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决定到贵溪周坊等地组织暴动,并由此建立正规军和政权,推动红色政权波浪式向前发展。

里应外合:兴国崇贤暴动研究

东固党组织在恢复发展党组织,发展农民协会、建立革命武装上成功运用波浪式扩张策略,使其成功在边界之地实现割据,并使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逐步向兴国县崇贤地区蔓延。崇贤地区社会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为革命提供了土壤,当地共产党员据此以学校为中心进行革命动员,并吸取以往革命斗争中的教训,着手建立革命武装。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波浪式扩张策略与崇贤当地共产党员的革命动员分别为崇贤暴动提供了外力和内力的支持,崇贤暴动在两者的合力之下,采取里应外合的策略取得成功。

论杨靖宇河南革命斗争的历史贡献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就通过组织领导震惊中外的确山暴动、建立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点燃了大革命时期河南革命斗争之火,揭开了鄂豫皖革命的序幕,开启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进程,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过程中,杨靖宇践行和丰富了我党关于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理论,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从杨靖宇的革命生涯来说,河南和东北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河南和东北的革命经历都是杨靖宇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杨靖宇在河南的革命斗争也是鄂豫皖苏区历史的重要内容。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 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

中共在建党初期就移植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准备在乡村组织暴动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类型,其领导的万安暴动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将中共党史、社会史以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组织史资料、忆述材料、地方史志、报刊等诸多史料,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背景与过程的考察,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为同时期的一系列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解读的逻辑。

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

在中共于1927～1929年发动的暴动过程中,阶级意识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深入到乡村社会,相反地,它在乡村中的传播却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当时有限的社会资源总量决定着农民很难摆脱家族文化的束缚。在中共暴动中,宗族组织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一柄双刃剑,可以同中共暴动实现有限度的结合,有时也会给中共暴动设置人为的壁垒。

北魏末年镇民暴动新探——以六镇豪强酋帅为中心

六镇豪强酋帅主要由拥有权势和世代受军镇压迫的两类不同政治地位的豪强酋帅构成,双方有着尖锐的矛盾。其群体无法依靠父祖官爵进入门阀体制,社会地位并不高。孝文帝迁都洛阳导致两类豪强酋帅之间政治经济矛盾的激化,是引发六镇暴动的主要原因。六镇暴动主要是由在六镇没有政治地位、面临生存危机的匈奴、高车酋帅领导,反抗军镇压迫和求生存的抗暴斗争。有权势的豪强酋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成为北魏镇压暴动的主要力量。两类豪强酋帅在迁到河北后,面对共同的生存危机,一度联合掀起河北暴动,但由于其群体内部矛盾重重、组织松散,又无法立足河北解决生存问题,从而在尔朱荣的进攻下一败即溃。

从军事动员到日常斗争:中共浙江暴动的演进(1927—1928)

八七会议后,浙江在中央暴动政略和反“机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进行了暴动的军事动员,然而奉化暴动的失败表明,八七会议的矫枉过正使各省的军事动员又走向了“创造”暴动的反向“盲动”。1928年4月中央第44号通告发布后,争取群众和日常斗争成为暴动政略的重要内容,浙江依靠平粜和抗租等斗争形式促成了亭旁暴动的举行。与此同时,暴动的军事武装逐渐聚合成地方红军,成为浙江革命的军事支柱。本文通过管窥中共浙江暴动的演进认为,军事动员的顿挫促使了暴动政略向日常斗争转型,日常斗争又推动武装斗争和武装割据的发展,二者之间的交织递进构成了此后中共革命发展的新常态。

突发事件过程中暴动人群演化模型与仿真

突发性群体事件中人群的暴动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事件过程中人群的暴动具有一定的演化规律。运用系统动力学与Agent建模相结合的方法对暴动人群的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群体性事件演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事件发生过程中,与事件信息的传播具有较强的依赖关系,事件处置的速度与效率对整个事态的控制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研究对了解群体事件的演化规律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半自发、半领导”:组织史视角下中共黄麻暴动研究

大革命时期,身为地方精英阶层的革命知识分子,利用传统社会资源建立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成为黄麻地区农民走向暴动的“桥梁”。土豪劣绅为自保引进枪会对抗农民协会。由于农民与土豪劣绅积怨已深,在暴动中难免出现复仇与反复仇、烧杀与反烧杀之流血械斗现象,此为“半自发、半领导”地方之始。为加强暴动领导权,湖北省委派遣干部赴黄麻,亦未能减轻两者之间复仇、烧杀现象,这种情况持续并强化了黄麻地区“半自发、半领导”态势。直到木兰山、柴山堡时期,黄麻地区党组织开始反思并纠正此种流血械斗现象,才走上自主探索革命之路。

抗争与妥协:近代城乡关系的发展与乡村革命——以一九二八年的永定暴动为例

随着早期现代化因素由城市向乡村的深入,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联系性加强;另一方面它们的对抗性矛盾加剧。1928年的永定暴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在暴动中,农民要求攻打县城,并错误地提出了"杀尽城里人"的口号,中共永定县委对此强烈反对;在攻城失败后,县委把农民暴动引向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农民因敌我力量悬殊转而被迫向敌人妥协求和,遭到中共党组织的反对,并导致了部分求和代表被暗杀。1928年永定农民暴动反映了近代城乡关系发展和变化,也是中共推动革命发展的生动例证,它体现了中共和农民在革命方式选择上的不一致性及中共农村革命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