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

昙阳子形象建构是一场文化权利的争夺。王世贞、王锡爵以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为契机,意图通过昙阳子信仰体系的建构以维系他们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为此展开了对昙阳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动。二王氏的政敌张居正、徐学谟等力图破坏他们对这一新信仰体系的建构,以消除二王氏的社会影响,为此对昙阳子进行了一系列"祛魅"举措。在昙阳子两种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激烈的文化权利之争随着世俗权利的强行介入而暂时消歇,然而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中不断流动,"附魅"与"祛魅"彼此纠缠在一起,同时因权利场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赋予昙阳子"返魅"意义,从而使昙阳子形象的建构愈显复杂。

昙阳子“升化”与晚明士大夫的宗教想像

晚明万历年间,大学士王锡爵之女王焘贞自称灵异,号为"昙阳子",并将择期"升化"。昙阳子"升化"为当时轰动东南一带的一个宗教性狂热事件,其父王锡爵与同里的王世贞并因此事受到纠劾。而参与其中的多为当时与二王有交游来往的知名文人学士,他们为这一事件推波助澜,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复杂因素,有个人信仰、情感方面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失落后的宗教想像。

明代才女王焘贞研究

王焘贞因王锡爵之女、法号“昙阳子”的特殊身份,对晚明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升化”事件不仅引起姑苏地带一场轰动,更吸引大批东南文士、儒生的广泛关注。笔记中关于王焘贞的记载有两种态度,一种体现对其道学思想的赞许和尊崇,另一方认为其怪诞行为近乎破坏明人的礼教传统。从妇女史视角看王焘贞生平一系列活动和作品,不仅使其恬静淡泊的出世情怀更明晰,似乎也可窥见一个敢于自我肯定和个人价值表达的女性形象,为晚明妇女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想象空间。

王世贞的“即心即佛”思想与“阳明禅”

王世贞晚年潜心佛道,主"三教合一"、"即心即佛"思想,表现出援儒入释、扬释道抑儒的倾向,并从佛教心性论角度阐发阳明心学,通过改易"四句教",使阳明心学走向禅林。黄宗羲认识到王艮、王畿在"跻阳明而为禅"中的作用,却忽视了王世贞在"跻阳明而为禅"者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王世贞与张居正关系再检讨

王世贞仕途多艰,与首辅张居正虽为同年,并未因同榜之谊而获得格外升迁。在与张居正构隙后,王世贞倦于官、倦于名,遁入佛道世界,入昙阳子"恬澹教"。张居正在王世贞由入世转为出世之际,无疑起到了助推作用。

隐藏的佛性:明清才女传统中的成仙叙述

明清才女群体通过诗词等面向塑造自身独特的趣味,诗词传统本身的特色与她们现实的宗教活动互动,在明末"三教合一"的背景下呈现出实践与记述不一的特点。在女性创作活动的脉络之外,重新梳理了明清女性宗教活动和宗教叙述的轨迹,旨在探索宗教在才女身份塑造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体现的特色。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的多个家族女性团体,逐渐完成了这个追溯式的过程,王锡爵之女昙阳子和叶绍袁之女叶小鸾被附会成仙的事件,更在后人的回溯与定位中,成为才女与宗教传统绾合的关键所在。

《昙阳大师传》与《魏夫人传》比较

明末史学家谈迁认为王世贞所作《昙阳大师传》是仿照唐人《南岳魏夫人传》所作。笔者经过查访资料,文本比对,发现曇阳子事迹确实与诸多版本的魏夫人传记记载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将王世贞所作《昙阳大师传》和《太平广记》中《魏夫人传》两文相似之处作具体比较,并对相似原因作简要分析。

十六世纪文坛中的宗教修养—屠隆与王世贞的来往（1577－1590）

只有在十六世纪文坛生态与当时人际关系的脉络下，屠隆与王世贞的宗教修养论述才能得到更透彻的理解。在当时相对地独立於官方权力的文学场域中，主盟文坛的领袖再没有台阁文学之臣的名分加冕。在屠隆这般野心较强的文人看来，盟主的权力似乎可以被挑战，这份野心遂造成两人之间的潜在张力。可是，由於世贞累积的文化资本已让盟主之位十分稳固，屠隆无法在文坛中脱离世贞的权力。後来，世贞透过成为仙师昙阳子的代言人，将盟主的权力伸展到宗教修养的场域中，屠隆便尝试在这方面突破世贞的宰制。随着两人的关系因宋世恩案而恶化，他们在修养议题上的攻防更为剧烈。本文将会展示他们的来往言论并不是以互相攻过或精进修养为目标，而是要压过对手，标榜自身的优越，换言之，是一场互相角力的修辞竞争。

论晚年王世贞对昙阳子思想的接受

信仰的转变会对创作者的生活、思想、作品风格等产生较大影响。王世贞早年以儒家思想为主,与李攀龙一起倡导复古运动,在经历父难、仕途挫折后,信仰发生了转变,融三教而为一,扬释道而抑儒。就文学思想而言,对王世贞早年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李攀龙,而对其晚年产生较大影响的则是昙阳子。万历八年王世贞入昙阳子'恬澹教',由入世、济世转为出世、逸世,表现出一种'即心即佛'、无欲无为、以恬淡自然为宗的倾向,与之相应,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也由昔日尚'复古'转为尚'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