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孔子称管仲“如其仁”的解读——从安大简《仲尼曰》“管仲善”看

自孔子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功业并称之“如其仁”,但又批评管仲之“器小”“不知礼”之后,历代儒家对管仲的评价各有不同,大致有三:其一,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对管仲多有批评,忽视孔子称管仲“如其仁”;其二,汉唐至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大都称管仲为“仁”,或同时又认为管仲有“器小”“不知礼”的欠缺;其三,程朱一脉以及后来儒家学者大都称管仲有“仁之功”,虽并非“仁人”,但与之密切相关。新出土的安大简《仲尼曰》明确讲“管仲善”,印证了《论语》中孔子称管仲“如其仁”以及后世多数儒家的解读。然而今有学者主要依据孟子轻视管仲的功业并言“以力假仁者霸”,认为孔子称管仲“如其仁”实指孟子所反对的“以力假仁”,而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蕴含着管仲“不知仁”之意,明显有过度贬低管仲之嫌。

“跨越文化 中西合璧”的《天运·帝曰》

《天运·帝曰》是新西兰作曲家杰克·波蒂于2012年为笛/箫、扬琴、琵琶、三弦、大阮、古筝、颤音琴、板胡、二胡和朗诵者而创作的一部当代民乐室内乐作品,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音乐解读”,也是他创作生涯中最后一部“跨文化”音乐作品。本文通过对《天运·帝曰》的音高、结构、音响等因素进行分析,窥探作曲家如何运用中国民乐进行音乐创作,从而进一步了解外国作曲家如何运用中国乐器来诠释跨越文化的精神内涵。

安大简《仲尼曰》异文的语法学考察

对安大简《仲尼曰》与相关传世本的若干异文进行考察,发现《仲尼曰》在句类上以感叹句和疑问句为主,使用“乎”较为频繁。在句型上,常使用并列复句,尤其是表示对举关系的并列复句,这种复句对比鲜明,说理性更强;同时,发现无判断系词的判断句自上古汉语时期就已开始使用,由“主语+名词性谓语”构成,是早期判断句的主要形式。在用词上,简本部分语录与传世本差异较大。本文综合整理者的意见及学界研究现状提出自己的意见。

安大简《仲尼曰》佚文所见孔子思想管窥

新见《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仲尼曰》篇为战国楚文字抄本的孔子语录,其中一些未见于传世文献的佚文反映了孔子思想中关于客观世界及处事之道、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内容,呈现了孔子思想的更多侧面,是对孔子乃至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补充。对当下时代仍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甲骨文中“曰”的意义及相关问题研究

甲骨文中的“曰”都是用作动词,有“说”“称为、叫作”和“命令”三个义项,均为二价动作动词,在句中作谓语,带宾语。后世文献中的“曰”主要有“言说动词”“称为动词”“语助词”这三种用法,使令动词“曰”的用法在金文及后世文献中都没有见到。

安大简《仲尼曰》简背简文“习字说”质疑与释文解读

安大简《仲尼曰》有三支简之简背写有文字,整理者认为:“简七、八、十二背有抄写者练习写的字,与正文内容无关。”仍然坚持在安大简《诗经》整理中提出的“习字说”。然而“习字说”并不能成立,我们在《安大简<诗经>尾题“矦六”下四句简文释读》一文中已经论证了“习字说”及其立论根据“与正文内容无关”论的误识。而今面对《仲尼曰》整理者“习字说”的再次提出,我们又对三支简的简背文字的释文逐一进行了解读,事实证明简背文字不仅与正文有关,是对正文孔子语录的点评,而且其评论文字无论是简要的一字之评,还是用字较多的十八字之评,均能针对正文孔子语录关涉的要点问题作以释说,且所言或举证为说,或发人深省,或为经验之谈,反映出书写者刻意点评的导读意识。

《论语》“子曰”生成及文体意义

“子曰”是《论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符号,它的形成既与“王若曰”“君子曰”有关,又与“乞言”传统有关。“若”最初是探听神意的祈祷活动,“王若曰”源于对上天意志的转达,通常出现在神圣的场合。“君子曰”是史官对某事某人所做的论断,是一种权威话语。“乞言”是养老仪式上向德高望重的老人求乞善言,以便为实际的政治生活提供指导。《论语》编纂者承继上述传统,将孔子话语改造为“子曰”,赋予孔子话语神圣性、权威性的特质。不仅如此,在上述传统影响下,不仅“子曰”文本大都呈现格言形态,而且也促成《论语》言行两录之“语录体”的生成。

《诗经·大雅·绵》“曰止曰时”释义商兑

《大雅·绵》乃《诗经》中颇具代表性的长篇史诗,诗人记叙了太王迁岐开荒及文王伐戎安邦的历史事件,歌颂了周朝圣王的敬德保民与勤勉笃行。对于“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一句中的“止”“时”二字,郑玄释“止”为“止居”、释“时”为“是”,及至清代中叶,王引之则以古人的行文之法为据,释“时”为“跱”,认为“止”“时”同为“居止”之义。然而,斟酌文义并考察字词用意,进而参照古人的占卜实践和《诗经》的行文通例,不难发现,王氏之说亦有未安,“时”当通“善”,“止”当通“祉”,二者同为“吉”义。所谓“曰止曰时”紧承上文“爰契我龟”,是对太王占卜迁岐并获吉兆的正面陈述,也是对太王顺应天时、估量地利并赢得民心的侧面烘托。

《左传》中“君子曰”非孔子、左丘明、刘歆之言考

《左传》中的“君子曰”到底是不是《左传》的原文?是左丘明自己作的评论,还是《左传》在流传过程中被后来学者所增入?有的学者说是西汉末年的刘歆所窜入。本文经过考证认为,“君子曰”之言不是左丘明的评论,而是《左传》作为儒家教科书在战国流传时被战国儒家所加入的评论,其中很多内容是当时或从前的贤人对历史的评论。添加“君子曰”的人很可能是战国时代儒家的虞卿学派和荀子学派。“君子”并非专指一人,不是左丘明本人,与《史记》的“太史公曰”性质不同,而是泛指对历史有正当评论的贤人。“君子曰”之言可能收录在《法语》书中,不是《左传》成立时就有的,所展现的评论代表了儒家的价值观。

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

安大简《仲尼曰》是一篇以修身为仁、谨言慎行、亲善任贤、求为君子为主题的孔子语录文献。行文多以“君子—小人”“善—不善”“仁—不仁”等对比的方式呈现,凸显孔子对古圣时贤及弟子的评价,为凝练主题,强调文本整齐性、简洁性,该篇应对来源文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减。因此可以将《仲尼曰》看作是一篇围绕孔子言论进行的主题文献摘引,这也说明其成书时间不会太早。该篇内容多可与传世文献比照,对解决《论语》研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安大简《仲尼曰》简背文字书写者考辨

安大简《仲尼曰》共有整简13支,记载孔子言论25条。除此之外,简13还有对孔子言论的总体评价“仆快周恒”4字,意为孔子的言论“朴实智慧,无处不达到最高境界”。安大简《仲尼曰》简12背面有“寡人……玉帛”18个字,简8、简7背面有“豫”“人人人人人”6个字,安大简整理者认为这些字是“抄写者练习写的字,与正文内容无关”。实际上这些字可能是战国早期某位熟稔使用楚文字的诸侯王批阅《仲尼曰》所写的文字。该诸侯王对孔子万分景仰,称赞孔子为“善豫之人”,称赞孔子的“教令实在是太伟大了”,要求下属将《仲尼曰》作为诸侯会盟、国使交往时的珍贵礼品,使之发扬光大。这一发现对于研究《论语》成书和流传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兼与传世文献互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作为战国写本,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新材料。本文重点探讨《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对论及言行关系的简文加以解析,并指出《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的三个方面:主张言不过行,要求少言慎言,并强调慎言与“仁”的关联。在战国竹书本与传世文献相对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窥见儒家思想的传承性与复杂性,同时能够对《论语》等传世文献的成书、流传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从“子曰”说开去——俄汉学家有关《郭店竹简·缁衣》的思想体系解构

《郭店竹简·缁衣》作为中国先秦竹帛哲学“郭店竹简”的重点篇目,在海内外汉学界占有不可撼动的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著名汉学家卢基扬诺夫院士带领其学生布拉日金娜,以“子曰”为中心说开去,共同为该篇做出解析:首先以传世作者“子思”的代表作《中庸》入手,站在宇宙生成高度实现了“子曰之‘子’”范畴解读的深入浅出;之后溯源同名诗歌《诗经·缁衣》,借助大哲学分科点明了“子曰之‘言’”源自反思、贯穿美学、归于历史的发展定位;最后对比同名简文《礼记·缁衣》内容和思想,整合出一个从“言”之流变入手探索“君子”层面“子”之异化的独特方法。师生二人的观点于俄罗斯汉学界可谓开创先河,于中国国内古文献研究亦有另辟蹊径之功。

孔子制语:安大简“仲尼之耑语”新说

安大简《仲尼曰》末句“仲尼之耑■也,僕快周恒”的文字释读有很大分歧,尤其是“耑■”二字,有“端语”“论语”“短语”“彖语”“转语”“颛语”“颛顼”“諯逆”“端诉”“耑诉”“短谏”“短识”“微语”等十几种不同意见。根据传世文献“耑”声之字与“制”相通以及“屰”和“语”的基本声符“五”音义相近,联系《大戴礼记》的篇名“曾子制言”,“耑■”应该释读为“制语”,篇名《仲尼曰》可称作《仲尼制语》或《孔子制语》。

“乱曰”的乐舞功能与诗文艺术特征

“乱曰”是古代文献中常见的语言形式,在《诗经》时代是声乐与舞容相配合的诗性表达,主要起调节诗乐以及结构照应、调整场景或主体转换等作用,原无固定位置,至《楚辞》均放在结尾。到了汉代,乐府承《诗经》传统,而骚体辞赋沿《楚辞》章法,都放在末尾,逐渐演化为固定的结构,成为文章语言结构的重要艺术形式。

颜师古《汉书注》训诂术语“读曰”与“读为”探析

关于训诂术语"读曰"与"读为"的功用问题,历代学者在理解上一直存在分歧。我们通过对颜师古《汉书注》的考察,发现这两个训诂术语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所有的训诂术语并不是产生于同一个时代,每个训诂术语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训诂学家的实践运用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不能简单概括。

《左传》“君子曰”与儒家君子之学

受春秋时代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孔子提出了儒家的君子概念。《左传》"君子曰"系对所载人物史事所作的史论,《公羊》、《穀梁》二传则多假君子的名义作解经语。虽有如此不同,但它们同属儒家君子之学的内容。君子之学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期望的集中概括。

帛书《缪和》、《昭力》“子曰”辨

本文认为帛书《缪和》、《昭力》之“子曰”即是“孔子曰”，并非指“讲师之言”。而谬和、昭力等七人，皆当为孔子晚年弟子，而非汉初人物。由此还认为，《缪和》、《昭力》乃是儒家研《易》著作，而战国至汉初流传的诸种《易传》皆当以孔子为宗主，且多与孔子晚年弟子及其后学相关。

故、旧典、故府与“曰若稽古”——兼论周穆王时代的文献编纂整理活动

古文献中"古"与"故"相通,有"旧典"之义,"曰若稽古"即查考旧典的意思。这不仅表明《尧典》、《皋陶谟》等篇是出自后世的整编,更表明其材料来源的可靠与文献编纂态度的审慎。据《国语》、《管子》等文献记载,西周穆王时代曾进行过文籍编纂活动,主要对西周前期的仪式乐歌、古史传说以及"商周书"中的部分篇章进行整编。学者的新近研究也表明,《尧典》、《皋陶谟》等为西周中期文献,则其开首的"曰若稽古"四字,正是对穆王时代这场文献编纂整理活动的折射和反映。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