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的曲喻论和《宋诗选注》的曲喻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先生提出一种新的修辞格——曲喻。其“黄山谷诗补注”条末“附论比喻”认为：曲喻就是“假名而善喻”(自居易《鸡距笔赋》语)，“在现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将错而遽认真，坐实以为凿空。……英国玄学诗派之曲喻(Conceits)，多属此体。”(《谈艺录》22页，中华书局，...

《孙子兵法》曲喻英译美蕴含的外交思维

本文以中西曲喻的异同为切入点,以林戊荪《孙子兵法》英译本为文本,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战略背景,通过分析《孙子兵法》典型曲喻的本体、喻体间委婉曲折的联系,论述恰当的英译策略下体现曲喻均衡美、变化美和联系美所蕴含的外交思维,再现孙子外交思想呈现的辨证、联系、系统和共赢,凸显曲喻英译美的当代价值。

曲喻张力结构──比较研究李商隐和约翰·多恩诗歌风格的契机之一

曲喻张力结构──比较研究李商隐和约翰·多恩诗歌风格的契机之一张旭春许多批评家已经注意到：在九世纪中国晚唐诗人和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诗歌风格里，存在着明显的类同点。钱钟书失生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现象的学者。在《谈艺录》中，钱先生已论及两派诗人修辞...

论钱钟书“曲喻说”与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

钱钟书《谈艺录》中关于李贺修辞特点的“曲喻说”精辟而闲散。“曲喻”可细分为“动态曲喻”和“静态曲喻”两类。在李贺诗歌中曲喻的频繁使用可以在审美上引起读者的注意是因为曲喻的修辞完成了感觉的并用。

为何不言“通感”？——“通感”溯源兼谈曲喻

《中国修辞学》（天津南开英华书局1926年），其书以“移觉”指称“通感叶旨出：将甲种感官的作用，移道乙感官上，使文词别生一种美丽。如《史记》：“此与以耳食无异。”《唐书》：“道路目语。”《史记》：“十九人相与目笑。”

谈谈“曲喻”的妙用

“曲喻”这一修辞格是钱钟书的创造性的一个说法，《围城》里有大量运用，但在中学教学中少有提及。其实，这修辞格在中学课本中是有例子的，或许是因为教师在讲课时未曾重点说明使然。“曲喻”和明喻、暗喻、借喻不同的是，前者间接，后者直接。曲喻就是指不仅仅停留在文字的表面，而是像曲径通幽的小路一样意喻幽长。

曲径通幽——曲喻的几种形式

钱钟书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曲喻”，林东海同志在《诗法举隅》中称之为“联想比”。这种比喻的特点是“曲径通幽”，其构成形式有下列几种。

曲喻谈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诗人李自以夸张的手法,把庐山瀑布这气势磅礴的带状流体说成是从九天之上降落下来的,将三千尺落实得有根有据。这个比喻形象、生动、新颖神奇,绘声绘色,具体可感。但是,其中并无曲折。而唐诗人孟郊写的《咏吹角》,竟把悲壮的角声比作流星:“如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就有点异想天开了。清代的袁枚批评说:“月不闻开口,星忽然生心,穿凿甚矣。”此说遭到了郭沫若的反驳:“以孤月比角之形体,以流星喻角声之悲壮,得未曾有。试于夜间在荒漠中闻吹角,必有苍茫寥落之感,不可名状。今以流星表之,孤月衬之,不竟使人不可捉摸者得到确切之形象耶?……”郭沫若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曲喻浅探

曲喻就是比喻的曲折化,它是比喻的一种特殊形式。钱种书先生早在三十年代于《谈艺录》中就提出了“曲喻”之名,他说:“至诗人修辞,奇情幻想,则雪山比象,不妨生长尾牙,满月同面,尽可妆成眉目,英国玄学诗派之曲喻多属此体。”下面就曲喻的几种形式作一些探讨。

曲喻琐谈

唐代孟郊写了一首《咏吹角》的诗,把悲壮的角声比作流星:“如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一千年后,清朝袁枚批评道:“月不闻生口,星忽然有心,穿凿甚矣。”一千二百年后,郭沫若对袁氏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以新月比吹角之形体,以流星喻角声之悲壮,得未曾有。试于夜间在荒漠闻吹角,必有苍茫寥落之感。不可名状,今以流星表之,以孤月衬之,不竟使人不可捉摸者得到确切之形象耶?月固无口,星固无心,然诗人可以为之开口,可以为之生心,诗人于万事万物均可赋予生命,古今中外,莫不皆然。”郭沫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以创作的本体论批评了袁氏的自然主义文学观。

奇思妙喻谱心曲——玄学诗人多恩诗艺剖析

从曲喻手法、意象类型、论辩方式和悖论特点等四个方面讨论多恩爱情诗和宗教诗的艺术特色 ,归纳出多恩不仅是“一名伟大的曲喻诗人” ,而且是一位“别具慧心的诗人” ,是伊丽莎白晚期诗歌的真正代表。

简析钱钟书比喻的新解胜义

本文以有关修辞学理论 ,分析和论述了钱钟书先生对比喻的新解胜义 ,并以钱先生作品中的大量语句 ,例证了钱钟书先生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达到了以“钱”解“钱”之目的。

接着钱钟书说李贺

钱钟书《谈艺录》中关于李贺的论述提出了李贺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曲喻”、“笔补造化”、”“修辞设色”、缺乏“世道人心”等。笔者在钱先生理论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发。一、“曲喻”的生成机制:在共有意义要素基础上形成的曲喻,两端的非共有的意义要素之间产生冲突、比照的微妙关系,从而对整个诗句甚至整首诗的意义系统构成影响。二、“笔补造化”说“选梦”的意义内涵:一个“选”字,两种情调,看似欢愉,实则悲苦,看似希望,实则绝望。三、李诗缺乏“世道人心”的内在根源:他不是不想“入世”,而是渴望“入世”却“入世无门”,李诗要表达的不是世道人心,而是躁动冲突的内心世界。

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比喻意象

意象是诗歌艺术的精髓,是形象思维即神思或想象的产物。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最能反映出诗人的创作风格,表现出诗歌艺术的境界。莎士比亚的明喻意象经历了从传统风格到与戏剧完美融合的历程,其隐喻意象由彼特拉克式隐喻发展到混合隐喻意象,其曲喻意象经历了承袭、发展和创新的演进过程。

新批评视野中的玄学派诗歌——以《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为例

新批评理论以文本为关注焦点,采用细读式方法论,长于诗歌分析。由于它与玄学派诗歌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类似,使得玄学派诗歌与新批评思维叠加在一起。在新批评的视野中玄学派诗歌富含张力与反讽、意象与曲喻、戏剧性与伪逻辑等特点,这在《致他的娇羞的女友》中得到全面体现。

“水印”——论李贺诗歌独特的意义生成

在唐代乃至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李贺是一个十分别致的、光彩夺目的人物。他的诗,风格冷艳、意象奇诡,在诗歌的意义生成方式上更是别具一格,比如典故的"有意误读"、"曲喻"、意义的"水印式"效果,等等。意义的"水印式"效果。

论钱钟书诗学研究的几种方法

钱钟书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创作的《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一系列宋诗研究的相关论著，采用纵横古今、博览中外的“打通”型研究，以及“移情说”、“曲喻论”等研究方法，构建了独特的诗学研究理论体系。

比喻研究中的误区例谈

一、借喻不应换名“喻代” “喻代”这个辞格术语,首见于张静先生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出版,以下简称《新编》)下册第309页。编者是把比喻中的“借喻”作为“借代”格中的一个小类的名目提出来的。他认为,“喻代”就是“用喻体代替本体。这仲借代,有喻有代,代是主要的。”李海珉先生在《喻代格试析》(《修辞学习》1988年第1期19页)则是把喻代作为一个独立的辞格来论析,这就是说。

论《围城》的语言艺术

钱钟书先生于1946年写成的小说《围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使之在中外文坛上享有盛誉.《围城》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其语言艺术,作一粗浅的勾勒.一钱先生是一位博学的作家,是学者型的幽默大师,他的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艺术风格是幽默诙谐,洗炼含蓄,开卷令人口爽心怡,笑声不已,谈后又使人感到言谐意深,韵味无穷.《围城》即是以妙趣横生的调侃扣人心弦,以辛辣蕴蓄的针砭耐人寻味.

从《经义述闻》看王氏父子的治学方法

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对《易》、《诗》、《书》等十二种儒家经典,从校勘、训诂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爬罗剔抉,或发明,或补正,多能“旁征曲喻”,“得其本义之所在”。其说解之精辟、考证之翔实,实前人所未有,堪称乾嘉时期学术界的一大丰碑。新的发明、斩的突破,多赖于新方法的使用。细味王氏全书,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能运用新的科学方法。而王氏的治学风格,又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王引之做学问的路径,与其父王念孙一脉相承。我们分析《经义述闻》,可同时洞破王氏两代成就儒林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