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谱大成》编纂问题辨疑

《曲谱大成》是《九宫大成》的重要参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仅有三种残稿本存世。前人对此谱的成书多语焉不详或存在误判。事实上,《曲谱大成》卷首的《总论》乃金坛人于振所作。于振雍正元年才中状元进宫任职,故而可以排除此谱编纂于康熙年间的可能性。根据雍正朝的戏曲政策、于振生平履历及文本内证,可推断《曲谱大成》是乾隆初年官修曲谱,此谱实为《九宫大成》工程的前期成果。于振在编纂工程初期是重要的编纂官,后来或因患风痹症转由他人接任,接任者批判地继承了《曲谱大成》,并将书名"曲谱大成"变更为"九宫大成"。

残本《曲谱大成》与《九宫大成》的比较研究——《九宫大成》曲文、曲乐材料来源考之二

本文结合《九宫大成》的相关材料,对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藏《曲谱大成》进行了较全面的考证,补充论证了一些时贤尚未讨论或有失妥当的问题。本文认为“郑捐本”系《曲谱大成》南曲部分的残谱,除残缺8种宫调的曲牌外,还缺少南曲的犯调部分;“总论本”与《曲谱大成》同属一个系统,但亦残缺不全;“北曲本”4种宫调曲牌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曲谱大成》的北曲部分;而“零抄本”与《曲谱大成》不属于一个系统。《九宫大成》对于《曲谱大成》的继承主要体现在集曲、具体曲牌、曲牌谱式、曲论等方面。

《曲谱大成》编纂新考

以新见的《曲谱大成》四种残卷,加上学界以往所见三种残卷,可复原《曲谱大成》的原貌:格律谱和工尺谱并存。《曲谱大成》编纂的直接动机在于解决曲谱中宫调混乱、腔板错杂、不辨阴阳、宫调缺失的问题,同时,《曲谱大成》的编纂还有政治统治、文化归服等层面的意义,是清廷系统、集成式文化工程的一部分。窜入孔德本中的《律吕正义》原稿本,当写成于康熙五十二年十月至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之间,则孔德本当为康熙年间稿本,《曲谱大成总论》当成稿于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之前,《曲谱大成》是在康熙末年成稿的官修曲谱。于振在雍正元年才进入内廷,故既不可能作《曲谱大成总论》,也不可能参与编纂《曲谱大成》。于振“叙其大概”的成果即《订正宫调二十二则》,用康熙十四律,故其二十八调中十二调的调高已经发生变化。乾隆初年,于振主要担任《律吕正义后编》分校,并未参与《九宫大成》的编纂工作,他仅为《九宫大成》“叙其大概”(乾隆九年)、并作序(乾隆十一年)而已。孔德本的杂论实际上是《曲谱大成总论》的直接材料来源和初稿。

《双孝记》本事考

明传奇《双孝记》一直没有流传之本,且无佚文,因此仅有几种曲学书录著录,本事不详。今在整理《曲谱大成》稿本时,检出5枝《双孝记》佚曲,对照元传奇《王祥卧冰》,可知《双孝记》为《王祥卧冰》的改本,本事即为《二十四孝》的王祥故事。

清代曲论家于振与他的《订正宫调二十二则》

《曲谱大成》是《九宫大成》的重要参考。《曲谱大成》现存三种稿本,首都图书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残稿本卷首均有总论,总论思想被《九宫大成》吸收甚多。前人均未晓此文的作者。事实上,该总论絶大部分内容亦见于乾隆初年金坛于振的《清涟文钞》中,题为《订正宫调二十二则》,是总论的定稿,内容上与稿本相比做了一些改动。于振曲论部分内容沿袭前人,部分内容亦有所发明。鉴于于振与《曲谱大成》的密切联系,考察于振的生平并结合相关证据,可推测《曲谱大成》是乾隆初年官修曲谱,应是《九宫大成》工程的前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