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更化:立国时刻的治体重构

中国政治传统中积累了深厚的立国智慧,注重统一、安定之后的政教重建。古典革命本身意味着社会政治风化的向善提升、最终指向政治共同体精神的教化变迁。更化就代表了政治体致力于善治的文明化转变。儒家传统对于更化有全盘复古和与时损益两种激缓进路,渐进调适论在历史中更显出实践稳健性。政治更化着眼于立国构造中政治精英群体的养成,以此影响立国精神与政治权力再分配,体现出兼顾政治信念与宪制结构的治体论意识。文教振兴因此有其宪制蕴涵。更化立国的政治技艺,避免全盘复古的激进变法冲动,也避免将政治转型急切聚焦于政体制度的大规模改变。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变迁的关键维度。

宋高宗绍兴更化与诗坛新变

秦桧去世后,宋高宗在坚持与金和议政策的同时进行更化,清理秦桧党羽,为秦桧专权期间遭到排挤和迫害的士人平反,重组官僚队伍,结束了相党政治的局面,改变了秦桧专权期间的政治高压环境,使得言论环境相对宽松,士大夫阶层的参政热情高涨。诗坛也因此出现了新变,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和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功能得以恢复,诗人们通过诗歌来赞颂新政,表达积极的参政热情,对秦桧及其党羽进行辛辣的讽刺,并在完颜亮南侵前后掀起了一股时事爱国诗歌的创作高潮。这期间中兴诗人逐渐取代南渡诗人,成为诗坛的主力。绍兴更化所带来的政治格局、士人心态、诗风走向的变化为中兴诗坛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更化与整合——董仲舒的治道思想

董仲舒思想来源多元,经过整合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反思周秦,批判黄老政治和"汉承秦制"积弊,提出复古更化,以解决西汉治理危机。对汉初各家治道思想进行整合,完成了王霸结合,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主体治理模式构建。阐述了王道统治德刑兼用、阳德阴刑、阴兼于阳、德主刑辅的基本原则。以《春秋》为基础,在政治实践上提出引礼入法、礼法并用、以礼主法。当代中国面临社会治理危机,应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与德治、法治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宋神宗与“元更化”之出现的微妙关系

宋神宗逝世后,其母高太后任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保守派,发动“无更化”,尽废熙丰新法,造成一次历史的顿挫。但事实上,司马光等人的上台,与宋神宗自身又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宋神宗无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煞费苦心地试图调和变法过程中出现的来自士大夫阶层内部的深层次的矛盾。由于他自身的社会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的调和收效甚微,随着他的逝世,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元祐更化与元祐诗坛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次年改元元祐。由于即位时的哲宗皇帝年仅十岁,故由神宗母宣仁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氏执政后亲近旧党,尽废新法,是为元更化。元祐更化虽倾向旧党,旧党人士及与旧党关系密切之人多数得到擢升,但他们却普遍具有一种彷徨不安的畏祸心理,这种心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具体来说:其诗多描写生活琐事、题咏日常物品、抒写隐逸情怀,押险韵、用僻典,追求生硬拗峭的诗风。

汉武帝“更化改制”的启示

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汉武大帝》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汉武大帝》曲折感人的剧情,将人们又一次带到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审视历史的足迹,思考历史的走向。这一类历史剧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从中应该学习借鉴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退而更化:历史传统的重建——试论国学复兴应以“读史”为中心

中国大陆兴起的"国学热",是在社会急速发展导致价值观缺失前提下的一次文化上的自我救赎。全社会都有意无意参加到这次文化复兴的浪潮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读经"一度成为国学复兴的核心手段,本文拟从国学体系的分析,进而分析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借助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断,指出国学复兴中,应该以"读史"为核心推进传统文化复兴,并指出恢复史学传统,借助读史能有效地推动国学复兴运动,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和历史感的建立有着莫大好处。

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探析

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建构了一套取众家之长的以大一统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新儒学体系。本文试图以他的"万世亡弊"的一般之道与可变的特殊之道的辩证天道观和新王必"改制作科"的历史发展观作为形而上依据,阐述董仲舒"更化"改制的政治经济思想提出的现实背景和主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嘉定更化与南宋书院官学化

南宋书院教育盛极一时,但作为南宋书院发展的一道分水岭,嘉定更化后南宋书院发展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相比较于嘉定更化之前,嘉定更化后南宋书院的发展更加迅速,并带有浓厚的官学化色彩。这些官学化的特征于南宋书院的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作为一个整合了各个方面资源的教育机构,南宋书院具有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显著的时代特性。

文化自觉与文化复兴——论董仲舒“复古更化”思想的当代启示

两千多年前,年轻的汉武帝遍寻社会太平与发展之良方,董仲舒在应对武帝的策问时,提出了"复古更化"思想。在中国国力逐渐强大和现代化进程成效斐然的今天,伴随而来的是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发展的路径。中华文化之自觉,必然呈现为复兴经典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之新生转进,需复华夏之本,重新创建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秩序。

奉天法古与西汉儒生的更化善治运动

西汉初年,以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通过批判秦政与法家,掀起了一场以"奉天而法古"为号召的更化善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根据学术取向的不同,可以把当时的儒生分为两派:一是好言灾异的奉天派,借助灾异占验探究天人之际神秘而又可畏的感应关系,本天道以立人道,批判君主专制,限制君权;一是好言礼制的法古派,通过古今对比揭示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以古礼准今制,确立礼教先行、刑罚为辅的治理模式,抨击时弊,移风易俗。西汉末,王莽利用奉天派的灾异论取代刘氏政权,推行新政,将法古派的礼制论付诸政治实践,从而将西汉儒生的更化善治运动推向高潮。由于王莽一朝对灾异论的滥用以及对礼制论的拘泥不化,在导致新朝覆灭的同时也宣告了复古更化运动的失败,但这场运动为此后中国的政治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实践困境及其更化路向

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是国家全面育人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其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对学生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实践中,劳动教育难以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以及学习经验难以确定和组织的困境限制了应用型高校劳动教育的发展。为此,应用型高校需要在劳动教育课程建设、知识挖掘以及教师劳动素养提升方面做出必要改变。

董仲舒“更化则可善治”探析——西汉立国七十年的历史反思与理论探索

董仲舒回顾和反思西汉立国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对治国之道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著名的“更化则可善治”这一命题。“更化”的基本内涵是更而化之,需要遵循三条原则,即“奉天”“法古”“爱民”。“更化”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即意识形态的更替、政治制度的改良与文教政策的调整。“更化”是“善治”的先决条件,“善治”则是“更化”的必然结果。“善治”是通过德治而使社会和谐、风俗淳美。应该遵循三条原则,即“承天意”“明教化”和“正法度”。“善治”的主要方式表现在三个方面:加王心、修法度;尊贤能、重教化;抑兼并、倡调均。要言之,“更化”的精神实质是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心向背,对治国策略做出重大调整;“善治”的本质体现了一种“心系苍生,不怀私意”的精神理念,在政制设计上确保“众圣辅德,贤能佐职”,实现“教化大行,万民安乐”。一言蔽之,“更化则可善治”旨在更新和完善西汉王朝的治国理念与方法,这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民惟邦本 礼法合治 正己修身 改易更化 重新发现儒家的治理智慧

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割断本国传统而建成优良的治理秩序。一再年前，日本人将“脱亚入欧”的口号喊得山响，但今天的日本国依然是一个十分珍视传统的国家，对天皇制的保留也不妨碍他们建成了立宪制。反倒是向日本学习的近代中国，受了蛊惑，在近代化进程中越走越激进，废除了君主制还觉得不够进步，进而又耍清算传统文化，知识分子们致力于“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中国历史被定义为“两千年封建专制”，儒家学说被视作“皇权专制的帮凶”，仿佛不全盘铲除传统文化，便无从达成现代化。

“元祐更化”中的黄庭坚

本文论述了黄庭坚在元祐更化中的遇遭、思想,兼及山谷对王安石及改革派的态度的前后变化。全文搏引史料论证了山谷对王安石改革措施的基本态度,认为山谷对新政持参酌新旧,因时制宜、择善而行的观点。作者主要从山谷对免役法、差役法的态度,提出宽猛相济的思想、对党争倾轧的态度以及对王安石态度的前后变化等诸方面,来论证山谷在元祐更化中的思想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遭遇。在论述山谷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态度上,对过去一些通行的观点多所驳正,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试析董仲舒的社会更化思想

董仲舒的道论学说是比较精深的。在纲常伦理层面上,他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继治世者其道同”,在具体政治制度上,则主张“继乱世者其道变”,即使“继治世”,新朝开始,也需改正朔,易服色,“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因此,董仲舒的道论学说含有丰富的社会更化思想。

复辟狂的反攻倒算——评“元祐更化”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儒家顽固派头子，一个地地道道的复辟狂。熙宁、元丰年间，宋神宗赵顼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被剥夺了权力。他退居洛阳后，组织了“率真会”，以“真宰相’，自居，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倒退路线。元祐年间，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执政，重新起用司马光为宰相。

“熙宁变法”和“元裕更化”——学习鲁迅论王安石札记

鲁迅谈他儿时见过《无双谱》，“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晨凉漫记》），其中就列有王安石。这部书虽终于“没有动笔”，但在他的杂文中已留下不少精辟论述。

司马光与“元祐更化”

司马光（1019-1086）是北宋中期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在王安石变法前，他维护反动腐朽的旧制度；在变法过程中，由于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后来他又重新上台，当了宰相，便大搞反攻倒算，一手主持“元裙更化”，废除新法，全盘恢复了旧制度。

“绍兴更化”与南宋初期的政治转向

秦桧死后,为革除时弊,重构官僚政治体系,宋高宗政权曾开展"绍兴更化"运动。表面来看,这只是针对秦桧专政时期制造大量冤狱的拨乱反正,实质上却是重整此前官僚体系的标志。"绍兴更化"代之而起的政制更革,不仅巩固了高宗朝后期的政治基础,更为沈该、汤思退为首的官僚群体奠定了基础,从而实现高宗政权向孝宗政权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