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定理和计划生育模型——兼论“世代更替水平”的误区

根据“人口结构定理”设计“百年计划生育计算模型”，可以按照设定的生育指标，测算并获得长达两百年的多项人口数据，包括出生率、出生人口、总人口、抚育比和“曾-祖-父-子”四代的人口结构等重要指标，这些数据可以为计划生育的管理提供指导依据。从计算中同时发现，学术界普遍将“两胎”简单地等同于“世代更替水平”，从而理解为人口“零增长”，这实际是一个误区。因为“两胎”指标的人口仍然在不断上升。研究同时还发现，根据目前中国的人12／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零增长”对应的生育率，不是2．0而是0．7～0．8，二者相差甚远。

巴西生育率不久将达到更替水平

在巴西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最近15年来下降了近50%,即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85年的3.3。明纳·格雷联邦大学的人口学家乔治·马丁认为,巴西的生育率下降是“世界上下降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如果这种趋势不变,到2000年,总和生育率将下降到2。

浙江省生育率调整到更替水平的时机选择

本文从合理的年龄结构、适度的人口总量两个方面分析了浙江省普遍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最佳时机是在２１世纪六七十年代。

世界生育水平的变动历程及未来展望:趋势比较与规律总结

本研究借助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最新版《世界人口展望》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总和生育率数据,详细对比分析不同地理区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多样化的生育水平变动历程,总结归纳出已经完成生育转变的国家(地区)低生育水平的不同变动模式,展望世界生育水平的未来演变趋势。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地区)的生育水平变动是个“殊途同归”的过程,但更替水平并非世界各国(地区)完成生育转变后生育率的“统一归宿”,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将不同程度地低于更替水平,但不会无止境地降下去,而是会在1~2的低水平范围内徘徊波动;对于已经完成生育转变的国家(地区)来说,生育水平的进一步变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结合目前已经完成生育转变的国家(地区)近期的总和生育率变动轨迹,本研究归纳出低生育水平的8类变动模式,依次为低位小幅波动型、高位小幅波动型、先降后升型、先升后降型、低水平波动版先升后降型、长升短降型、一波多折型以及持续下降型;当一国(地区)完成生育转变之后,其生育水平的升降波动都是小幅度、阶段性的,而非永久性的,回升现象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不再下降,同样,下降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并非不再出现回升,“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新思考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

稳定低生育水平 理性与实践的思辩

作者对稳定低生育水平进行了界定 ,认为在 2 1世纪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定义低生育水平为等于或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作者还结合我国 30年计划生育政策演变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思辩 ,并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生育水平走低叠加人口老龄化 四川的人口结构如何均衡?

30多年来,我国人口生育水平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甚至面临着低生育陷阱的危机。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呈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反映出我国人口结构性问题依然阻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事实。因此,积极实施"三孩政策"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成为国家解决人口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生育水平——基于模拟的验证

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生育水平的新证据。本文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使用人口模拟模型,选取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来模拟2001—2010年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以判断2000—2010年生育水平。结果表明,现行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下,1.6左右,2010年在1.6以下,但降到1.5以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为了避免低生育的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该适时地完善生育政策。

生育水平变动的人口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一人口变动研究的参照系,运用标准化方法,分离出生育因素对未来人口总量变动、年龄构成变动的分时间序列影响,以及其与初始人口构成的交叉影响,揭示出因生育变动而产生的人口总量和结构相对变动的分时间序列分布规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生育变动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力在最大处得到持久保持,对人口的年龄构成影响却在65年后发生转折,像机械波一样"耗散"至消失,人口总量变动对结构变动的弹性也呈现周期性变动。此外,生育变动对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负担比的影响基本一致;但对劳动人口比重和社会负担比的影响,却截然相反。本文在现有人口变动研究的范式上做了新的尝试,并构建了一个核算生育水平变动在未来任一时点的人口效应的方程。

《科学》:低生育率影响公共财政和生活水平

近日,《Science》杂志发表的题为＂Is Low Fertility Really a Problem？Population Aging,Dependency,and Consumption＂的文章指出,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将会对政府预算和人群生活水平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寿命的不断延长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许多国家出现人口迅速老龄化。许多研究者担心,老龄化将会对公共财政和生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认识

本文对判断生育水平高低的重要概念—更替水平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低生育水平的内涵进行界定,并结合我省实际,从不同角度对“稳定”低生育水平进行认识与思考,这将对提高认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具有现实意义。

助推城镇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以江西省吉安市为例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和社会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背景下,助推我国城镇地区婴幼儿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对于提高社会生育率、缓解人口老龄化、提升国家人力资源禀赋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社会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优化生育政策已经成为国家人口长期发展战略的关键。

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本文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现况进行了客观的估计 ,分析了生育率及其地区差异的特点 ,从内容、可行性、合理性等不同角度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审视 ,指出了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趋势。面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人口问题与挑战 ,从是否需要调整、调整幅度与如何调整三方面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讨论了各种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我国人口增长的总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预警

运用数学公式推导人类种群在"一夫一妻"基本制度下的总和生育率的"世纪更替"水平,或实现人口零增长的参数计算公式为TFR=1+S/100(S/100为性别比,当男女性别比为1∶1时TFR=2.0。当性别比因女少而严重失调时,TFR>2.0)。在对我国人口增长及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实行了30a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巨大成就,奇迹般地将我国总和生育率从6.0左右迅速降下来。但是,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呈急剧下降趋势,目前全国TFR指标在1.8以下,有可能已经接近1.1。根据北京、上海的统计数据及人口普查分析,这两个地区的TFR已经小于1.0。根据建立的人口增长总和生育率(TFR)模型,按照目前提倡的TFR=1的指标,继续严格执行下去,300年内我国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3亿急剧下降到398万人。

人口迁移、生育率及人口稳定状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

人口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中国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会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格局。从欧洲16国家的人口政策来看,一方面,均鼓励国民生育,因此,国民的生育会被认为是一种丰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均采取了移民来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迅猛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有所启示呢?鉴于此,笔者引入了一个静态开放式的人口模型,对人口迁移率和生育率做一个权衡和取舍。通过对中欧各国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率及人口生育率的测算与对比结果,发现人口迁移能够减轻移入国家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有人口迁入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有较强的减弱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将会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移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口增长率,会使得人口的年龄分布更加年轻化。这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笔者从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和适度"高技术"移民政策这两个视角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建议,即一方面,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选择适当的生育模式,进一步落实父母"单独"家庭的"二孩"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各种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人力资源结构。

三孩政策与中国人口生育的优化:背景、前景和愿景

七普数据证实,中国已经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进入低生育时代的中国开启了人口学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超低生育率会引发系统性的社会风险。三孩政策是生育政策优化的进一步体现,虽有重要意义但其提升生育率的作用不可高估。保持近更替水平生育率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持续发展和优化发展的人口学条件。三孩政策体现了改革的包容性和生育的多样性,其真实的受益群体应该是极小众群体。中国的低生育率是高成本约束型的假性低生育和0~1孩生育观念和行为的真性低生育组合而成的内生性低生育现象,只要改变低生育的条件,生育率可能存在一定幅度的上升空间,其回升取决于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广度、深度和力度。在生育权限政策自身变革的过程中,鼓励性、福利性、保障性社会经济配套政策措施需要得到落实。

中国生育率转变中的发展因素

9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跨越更替水平并显示出平稳起伏的态势,这是在社会发展、政策引导、全民婚育观念转变下,获得的成绩。发展,是促进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因素,是其转变的契机,并影响着其转变的全过程,因而分析发展因素在我国生育率转变中的作用,对于完善人口政策、研究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关系并促进21世纪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都有深远意义。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另一种思路

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加强顶层制度设计。"老有所养"只是顶层制度设计的一个方面。采取各种综合措施抑制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使生育率尽可能回归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才是主动作为有效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根本之策。因此,必须制定和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并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