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秦汉徭役制度中的“更”——汉牍《南郡卒编更簿》小记

松柏汉1号墓47号木牍《南郡卒编更簿》,它的性质,像一种理论预算性编制。其数据是宏观性数据,是一个为实征徭役提供的理论预算性数据;此簿的基本属性是"编人",即对县卒人员的分组编制。秦汉月更徭役制度不论采取何种编制,对于一个更卒个体而言,其年内践服更役之总量是不得超过一个月。牍文所示"三更"等诸"更",其义极简明。今以"三更"为例言之,"三更"义即三个更次,亦即将全县更卒分组编制成为三部分,也可以说是三个队列。他皆仿此。

唐代的更簿与直簿——以吐鲁番所出《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县更簿》为中心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收录一组吐鲁番所出唐前期西州高昌县直更的名簿,整理者命名为《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县更簿》。通过对文书的重新拼合、复原及深入研究,我们可以考知本组文书制作年代为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唐代户籍三年一造,在造籍之年的二月,各乡里正白日到县衙制作户籍,晚上则轮流宿直一更。更簿就是造籍期间各乡里正及典狱夜间轮流宿直的更次安排。唐代官衙官吏宿直皆有直簿,更簿就是造籍期间特殊的"直簿"。作为造籍过程中产生的原始文档,更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更簿的研究表明,造籍期间里正轮流直更,与官员宿直一样,是其本职工作,而不是衍生的职役。

“更路簿”海南渔民的导航手册研究

海南渔民“更路簿”是伴随着古航海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是风帆时代海南渔民在传统渔业下出海作业和航海贸易的指导手册,研究海南渔民“更路簿”不仅可以再现明清时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盛,还可为中国南方航海史的发展提供民间史料。因此,该文首先对“更路簿”形成年代进行梳理与归纳,以明清时期的“更路簿”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海禁”严厉的明清时期,为何海南渔民“更路簿”出现并盛行,肯定了海南渔民群体对南海开发的历史贡献,对研究古代航海史和海外贸易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论吴淑茂祖传《更路簿》地名英译策略

选取吴淑茂祖传《更路簿》记录的14个南海岛礁名称作为研究对象,以地名翻译“音从主人”和“目标语倾向”原则为指导,研究“吴簿”地名英译策略。《更路簿》地名英译须兼顾标准名称和习用名称翻译,采用标准名称“汉语拼音拼写+英语音标标注”、习用名称“海南方音转写+英语音标标注”的翻译策略。“音从主人”有助于彰显我国对所涉岛礁享有的主权,“目标语倾向”有利于创造易于目标语读者诵读和记忆的译名,增强翻译效果。这有利于传播《更路簿》地名文化,在译入语中注入汉语拼音和海南方音元素。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更路簿中的渔民习用地名

地名具有丰富的自然内涵和文化内涵。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审视,更路簿渔民习用地名的产生、形成、发展、传播和存废等过程,既映射了早期海南渔民群体与自然的博弈,又展示了环境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从地名的分类构成来看,早期渔民习用地名的产生极大地受制于南海自然环境,同时渔民群体的航海经验、技术、社会文化和观念也在习用地名的形成中留有痕迹。伴随着更路簿的地域扩展、代际传递以及过渡性技术的使用,在其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渔民习用地名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准。而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技术的渗透和国内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又使渔民习用地名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废与变更面临着挑战和机遇。

南海更路簿的针路

南海更路簿是帆船时代中国海南渔民在南海航海捕捞生产时记载的航海指南,针路指示帆船行驶的航向,是其核心内容和技术难点。针路有7类:单针、缝针、多向并用针、线针(1线约合现代罗盘的1.5°)、对针、去针和回针、转针。这些针路体现在我国古代二十四方位航海罗盘上,用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这24个汉字标记。这些汉字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干地支和五行八卦学说。有些更路条文还用“兼”“加”“添”“平”“相对”“对东南”等汉字加注针路。南海更路簿的针路及其技术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历史文化特色和海南地方性知识特点,是维护我国南海主权的坚实证据。

新发现的《苏显标更路簿》研究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航行指南,是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航海实践的经验记录,是研究中国人民开发经营、和平利用南海的珍贵文献。《苏显标更路簿》由苏显标于2022年从家中旧物储藏室翻出,是新发现的一本更路簿,它的发现丰富了苏姓更路簿版本研究的实证序列。该本更路簿主要包括环海南岛更路、从海南岛去往西沙群岛更路、西沙群岛各岛屿之间往来更路等,没有南沙群岛的更路内容,存在传统更路形式向现代更路形式转变、誊抄与自我实践的创新结合、目的性与针对性强、蕴含丰富的渔业文化特征等特点,是航海时代发展的缩影,见证着更路簿的航线记录从传统计量单位(更数、针位)向现代计量单位(里数、度数)转变。

《梁其锐更路簿》印尼更路“自新州去琶里更”探析

“自新州去琶里更”是现已公布的更路簿中较少见的印尼更路,载于海南渔民梁其锐祖传的《更路簿》抄本。这段更路西起新加坡西南的口岸,穿行于马来群岛之中,东至小巽他群岛附近。整段航程至少长达90更,涵盖16个地点。前人开辟的印尼针路为“自新州去琶里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梁氏家族则凭借自身的航行经验和更精密的线针导航技术,利用西北季风与南赤道逆流的自然力,进一步拓展了前人的航线。通过这条印尼更路,梁氏家族或可购买当地出产的各色香料及海产品,再转卖至广州及附近港口,也可用渔船运输侨民,从多方面创造利润。这是20世纪早期海南岛国际贸易的缩影,也为研究海南渔民在南海及爪哇海上的贸易活动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时代考证和文化特征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集体创作的南海航海指南,内容通常包含"流水"与"更路"。在成熟形态的成文《更路簿》之前可能有一个"口传更路簿"时代。现存各版本的《更路簿》基本上是渔民相互传抄的,渔民在抄写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航海经验加以取舍、修改、补充和梳理。根据多方面材料佐证,可以推测《更路簿》在元代开始孕育,明代已形成,清代已在海南岛船主和船长中广为流行。

论《更路簿》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诸岛生产作业和航海经验的总结及指南,记载了始发港、目的地、航线、海南渔民给南海诸岛的命名、地理、气象、海流等,包含内容极其丰富,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提供了的重要证据,经过四十多年的研究已经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海南《更路簿》的海洋文化内涵和海洋文化风格

《更路簿》是近年发现的海南渔民世代在南海进行捕鱼等活动时使用的航海工具书,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意义,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研究,涌现了不少成果。在此基础上,钩沉其中所蕴含的地名、航海技术、渔场分布、海神崇拜和商业贸易等文化内涵,诠释其外向开放、冒险开拓、灵活变通、重商、务实和平民性等文化风格,由此构成《更路簿》这一综合性的完整的海洋文化体系,应予以充分开发利用,为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服务。

以先占原则为基础的“南海更路簿”法理诠释

依照现代国际法,对领土领海的命名权是一国行使主权的重要方式。"南海更路簿"是中国海南文昌、琼海等地渔民自明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南海诸岛礁及在相关水域进行捕渔、航海等海洋开发活动的系列民间传世文献。该文献记录了中国南海地区"峙"、"线"、"郎"、"塘"等各类地名126处,这些地名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认定的岛礁沙洲等岛礁种类相对应,其记录的126处地名也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际认可的南海岛礁标准地名。因此,"南海更路簿"是我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相关水域享有历史性主权权利的一大力证。

更路簿形成、盛行和衰亡的年代及其性质、用途

"更路簿"形成于明代初年,盛行于明中叶、清代及民国初。在19世纪30年代外国海图风行和导航设施普及以后,更路簿被取代,退出历史。更路簿中渔民所记航海针位和更数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注意到了海流方向与航行关系。它是为渔民的实用而产生和流传的。它的特色是详于南海而略于国外。

论海南渔民《更路簿》的调查发现与文化特征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经过了四十多年来的专家调查,迄今已发现42种,极大地丰富了《更路簿》的研究内容和文化内涵。通过对这些版本的梳理和研究,发现以前许多人给《更路簿》下的定义是不准确的。《更路簿》记载的在各个岛礁之间来回航线,形成了蜘蛛网式或放射性的格局;海南渔民航线密集的区域是渔民的捕鱼区或称渔场;与渔民的南海诸岛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有交叉和重合。

南海针经书《更路簿》彭正楷本内容初探

我国史籍中有大量关于南海的记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最早发现和命名了南海诸岛,最早对南海诸岛进行了开发和经营,我国政府最早对南海诸岛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行政管辖。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海南的渔民总结出了大量在南海从事渔业生产的经验,《更路簿》正是对这种经验的总结。《更路簿》是记录我国海南省渔民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的航向和航程(古称海道针经)的书,是我国海南省渔民在南海诸岛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是研究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珍贵资料。书中所记之南海诸岛渔民俗称、南海渔业生产主要线路等内容较之其它各版本《更路簿》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研究非常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更路簿》为今人们传递的历史信息。

《更路簿》对海上丝路南海空间格局构建的研究

海南历代渔民根据远航经验手绘的《更路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航经与文物史证。尽管当代《更路簿》作为航海指南的作用逐渐淡化,但其所承载的文化、政治属性在"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地区空间格局构建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路簿》与"海上丝绸之路"二者相互联系,互相促进,《更路簿》对"海上丝绸之路"在我国南海地区空间格局构建的研究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理论支持。

苏承芬本《更路簿》外洋地名考证

由于海南方言与外国语言之间的障碍以及出国不便等原因,海南《更路簿》中外洋地名的考证,在当今《更路簿》研究中,仍然较为薄弱。苏承芬《更路簿》中,涉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6个国家的近百个外洋地名。利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等现代技术手段以及明清其他交通史籍等材料的佐证,可以帮助我们考证这些外国地名,为更好地开展《更路簿》研究,特别是外洋更路研究提供参考。

《更路簿》的历史价值研究

《更路簿》作为我国民族海洋遗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着更路精神与定量耕海的历史性传承等内容。更路精神既包含宏观的国家海疆意识与海洋文明的历史性精神传承;同时也包含着微观的渔人掌控驾驭海洋的技术内容。而渔人的掌控驾驭海洋也成为海洋文明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此中不仅包含特定的渔人群体,同时也包含士商所辑录的与海有关的所有诗、史、书、志及簿等。民族海洋遗俗的传播途径既有民间的依赖于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相承的,也有官方的通过士人所完成的有关海疆意识的辑录。所有的这些都能在历史性的耕海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赋予新义,并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性经验累积过程。

论海南渔民《更路簿》的分期及其文化特征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西沙、中沙和南沙海域生产作业的指南。它形成于明代,曾经历口传更路径过程。清代嘉庆至光绪以前是流传时期,清末至民国是它的盛传时期。每个阶段的《更路簿》都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总体来说,越到后期,《更路簿》记载的信息越详细,为渔民所共有。其见证了中国人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的历史,证明了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试说《更路簿》的“更”

"更数"是计量航海时代标示航线的两个基本要素之一,其准确与否关乎远洋航海的成败。"更"是计时单位,被用于推算航程,在"标准航速"下,一更约可航行六十里。"更"的概念萌芽于南宋,元代经民间火长使用、推广,至明代普遍应用于远洋航海。《海道针经》所载更数,应是在"标准航速"下从甲地航达乙地所用时间。不同的海道针经所载更数存在差异。每次航行,火长均需根据实测航速重新推算更数。南海《更路簿》与《海道针经》一脉所出,但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