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文以明道”的书写策略和古文美感特质的孳乳

“文以明道”是韩、柳倡导古文的思想纲领,较之同为中国文学思想纲领的“诗言志”而言,对中国文学影响之大,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明道”之“道”,自为儒道。“文以明道”不同于周敦颐说的“文以载道”。周说是将“文”“道”分开,如车与物;韩、柳是“文”“道”一体,如布之经纬交织。韩、柳有文生于道的观念,而主要从道之作用的角度说“道”,特别看重“道不远人”的特点。以此为学理基础,同时受道家、玄学家思维方式的启发,充分吸收《庄子》《史记》等众多子、史即物明理、即事寓情,以及乐府叙事陈理、近体诗融情于景的艺术经验,形成了古文即人即物即事以明道的书写策略。此一书写策略的应用,不但大大缩短了古文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还使古文的文学性深具“人学”之灵魂。其突出表现是古文美感特质的孳乳,在离不开即人即物即事之“人”和与“人”密切相关之“物”与“事”。正是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人、物、事,伴随新奇巧妙的表现艺术,带来了古文美感质素的激增,和美感魅力的油然而生。这些,皆可从韩、柳所作古文得到印证。

“主体间性”视域下近代文集序跋的书写策略

文集序跋伴随文集产生,具有较强公开性,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书写模式。引入西方“主体间性”理论,有利于重新审视近代文集序跋的书写策略。为推动文集流布,在序跋中进行方式各异的颂赞书写,是近代文人较为普遍的言说方式。当序跋作者与文集作者主体身份相交时,近代文人常将自己移置到读者立场思考、书写,或通过设问、对话等方式使叙述更为客观。当序跋作者与文集作者主体身份相离时,近代文人无需考虑与文集作者的人际关系,可以对文集作出理性评判,或就文集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借题发挥地延展说去。

论《别名格雷斯》的后现代历史书写策略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别名格雷斯》采用了多声部的叙事方式、互文性艺术,以及情节安排上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手法,以讲故事的方式建构了19世纪中期加拿大女性的生活经历和受压迫的社会现实,使得被边缘化的女性获得了有效的话语权。作家试图在小说文本中还原个体经历中的历史真实,修正被主流历史改写和边缘化的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策略体现了作家对于官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以及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历史真实性的反思。

西部以西:新疆当代文学的地域经验与书写策略

一、西与西极 从地理方位来看，新疆在西部的最西端，是中国的西极属地，这片地域的文学与西部大文学概念中的其他地区间的文学之间有何种差异？这个问题也是一九九八年朱向前对西部文学思考的延续。彼时，他在为韩子勇的著作《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写序时，除了高度评价该作之外，也提到他对西部文学研究的一种期待，即如何增加对有关西部文学内部的丰富性与层次感的思考，认为西部文学需要对西部不同省区的地域差异，土著作家与外来作家的文化差异，作家个体之间的性格、经历、气质、宗教信仰的差异带来的美学风貌的差异进行分辨与挖掘，这为本文定位新疆文学在西部文学格局中的坐标提供了思考的起点。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女性书写策略探析

在近些年的女性文学秩序中，严歌苓是处在令人关注的位置。她打破了中国现当代女性自我书写文本中单一、封闭的审美规范如女性唠叨和幽怨，小女子散文式的自恋和自得，决绝的女性主义姿态，创设了已被众多评者／读者注意和认同的独特的女性书写策略。2006年问世的《第九个寡妇》构成了一个足资分析的典型文本。

春秋霸政:合法性、合目的性和书写策略

郑庄公利用王朝卿士的身份,私自"以王命讨不庭",其滥用卿权会盟征伐是春秋霸政的起点。其后的霸主因无法获得卿位,只能通过周王临时授予会盟征伐之权,求得霸政的合法性。史官出于维护礼制的需要,夸大了霸主尊王攘夷、尊礼守信的意义,有意无意忽视了霸主争权夺利的本质。史官为从霸政中寻求历史意义,将"礼"的主体由周王改变为霸主,并相应地改变"礼"的内涵,形成如下书写策略:强调霸主的动机和人格,将霸主的行为放在政治伦理层面进行评价,以规避传统礼制;构建明君贤臣的政治模式,强调选贤任能、基于共同政治理念、相互信任的君臣关系;创新礼仪规范,将救患、分灾、讨罪当作诸侯的责任,并赋予争霸战争以"义"的性质;以言辞和评论确认霸政合礼。为此,史官多方虚饰,使得春秋霸政亦真亦假、充满了戏剧性。

在爱情与革命的浪漫畅想间——张闻天长篇小说《旅途》及书写策略

张闻天的长篇小说《旅途》是一部充满着精神自居感的爱情与革命的浪漫畅想曲。作者以浪漫主义的精神,确立了书写爱情与革命的新策略:即自居的精神气度凸显主人公王钧凯人格精神的独立品格,赢得爱情的自主权;以共同的叛逆性格与理想的革命诉求彰显双方内在的情感动因;以精神的共鸣升华爱情的崇高感。在环境表现上,以自负的心态化历史事实为心理事实,同构爱情与革命的精神动力。这种强烈的具有精神自居感的浪漫主义书写图式,是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精髓的承续,它不仅开启了革命文学的先河,也创造了革命文学的新范式,为后来的革命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颠覆英国传记传统的书写策略——剖析伍尔夫《奥兰多:一部传记》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虽然是一部"传记",但同时也是一部"反传记"实验之作,它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英国的传统传记观。对《奥兰多》的书写策略进行剖析,可以发现伍尔夫通过对传主身份、线性叙事秩序等传统传记观的调侃和戏拟,以貌似妥协实则抗争的策略大胆实验了"革命"性的新传记。尤其是心灵时间的运用,其对传记叙事模式的影响比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更重要,它不仅扰乱了传统传记的线性叙事模式,而且将情感和想象等虚构成分纳入了传记的"事实"范畴。

文化理性与潮汕精神——评长篇小说《平安批》的文化书写策略

侨批是华侨华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经济行为。长篇小说《平安批》通过潮汕商人郑梦梅在暹罗从事侨批事业的拼搏与奉献生涯以及他背后整个家族奋斗故事的书写,展现了潮汕侨胞心系家园故土、支持家乡建设与祖国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家国情怀和潮汕精神。作者通过人物塑造与艺术叙事,在讲好中国故事、揭示潮汕精神当中,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结合。小说融理性思考与文学书写于一炉,为地域文化的书写树立了典范。

重建晚明信仰:王世贞“昙阳传”的书写策略及意图叙事

王世贞《昙阳大师传》通过隐藏或改动事件细节神化昙阳子,而梦境与现实的交叉书写使得“昙阳传”更具真实感。“昙阳传”灵异书写则由文本延展至现实,助推佛教与昙阳信仰的联动。“昙阳传”叙事伦理与现实伦理的错位,引发庶民舆论的反噬与攻击,因而王世贞不得不转变《昙阳师外传》徐景韶之死等事件的叙述,借助社会伦理将昙阳子推向女子守节的“典范”。这一书写策略直接将儒家所排斥的鬼神之事转化为推动昙阳子守节品质建构的驱动力,完成了昙阳子从“异类”向“典范”的转变。屠隆等精英文人参与到“昙阳传”的书写之中,试图争夺传记撰写权与昙阳子话语解释权。“昙阳传”书写盛行的背后是中晚明士人精神世界的荒芜与内心的虚无。心学影响下放纵自我的文人士大夫逐渐转向禁欲无为,却未回归提升自我政治素养及治国理政能力之路。王世贞等人重建晚明信仰的意图最终归于寂无,无法挽回晚明大厦将倾之势。

清末文人西方书写策略及其地域特征——以袁祖志与潘飞声的海外行旅书写为中心

本文通过梳理袁祖志与潘飞声的海外经历,发掘两人在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采取的特殊的书写应对策略。这一策略不同于其时的官方书写,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焦虑下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及复杂心态,并着重探讨在现代性意义上的海外行旅书写开始之初,两地文坛的代表作者采取不同书写策略的原因与意义。

论中国设计史身份的书写策略——以汉代设计史的微观比较设计史研究为例

中国设计史研究一直存在许多误区与困惑,如何书写中国设计史成为设计史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在以汉代设计史为确证背景下,本文提出"微观比较设计史学研究"的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关于设计范畴、设计命题、设计理念等微观比较研究,也是我们研究设计艺术史的重要视角之一。尤其是研究中国设计史,它是一条不可多得的研究方法。为此,笔者在分析中国设计史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设计史特征之后,拟就汉代"守约以治广"与西方"少即多"两则设计命题进行微观比较设计学解读的尝试,以期考察微观比较设计史研究在书写中国设计史中的独特地位与学术价值。

明清乌有园记的书写策略与意义探寻

明清时期出现的乌有园记是一类独特的园记文,其以园记散文的形式描绘作者想象虚构的纸上园林。乌有园林的命名寄意幽远,或点明"虚幻"、"乌有"等价值意义,或直陈园主的精神意旨,体现出园主的自我意志与理想愿景。园记借主客问答的形式叩问园林的历史存在与传承,从而形成"无园的焦虑——园林存在的思考——乌有园林的价值——乌有园记的价值"这一层层深入的书写策略,最终达至对乌有园林书写意义的肯定。乌有园记透露出作者对自我价值以冀永恒的期盼,具有重要的文本意义与文化价值。

文化领域的一种批评实践与策略书写--论赛义德后殖民文化批评

后殖民批评是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家在文化领域的批评实践,它以文学和文化研究为起点,通过对文学研究问题的跨文化、跨语境、跨地域性的关注,回到对"他者"文化潜历史的重新发现与书写,提倡从一种新的政治视角切入现行西方文明,对其主流文化进行改写和重新解读。后殖民批评是当代文学、文化、历史和政治领域中作为一种文化抵抗形式的写作与批评,它既是一种批评实践,也是一种策略书写。

回归文学研究本位,阐扬一代之性灵与文术——评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

赋体文学以其特有的“大文学”魅力，吸引了古来无数文人墨客染指，以为最能见一人之才学，由此也吸引了众多摆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庸俗社会学和阶级论影响的当代研究者，贡献出许多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至有学者称为“显学”（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前言》，中华书局2005年版）。然对于作为赋体文学研究基准的汉赋，却一直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未见有人做集中的专书论述，即：作为一代汉人志向与文心之鲜活载体的汉赋，究竟以着何等样的文本方式、书写策略来传达体现其特有的“汉型文化”下的人格标立和心态流转，而展示其在中国文化精神史上的重要性？

近代反侵略战争题材小说的书写策略及文化反思

反映和反思我国近代系列战争的小说,是晚清民国时期继谴责和政治题材后又一数量集中的题材类型。其中,反侵略题材的小说真实记录了列强倚势侵略的猖狂和中国遭受的空前灾难,生动讲述了我国各地军民奋起抗击侵略的感人事迹。这些小说的写作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两类。考究藏在文学书写背后的心理动机,能发现一些类似"精神胜利"的规律,这与普通的人性有关,更与作者作为被侵略国家文人的心理有关。

在镜中绽放的乳房——论商晚筠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书写策略

商晚筠(1952-1995)是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马华文坛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其早期作品《痴女阿莲》致力于开拓乡土异族题材的书写,同时也有意识地在创作中批判父权中心文化对女性造成的戕害。至1980年代,商晚筠的创作开始体验、表达女性的真实感觉和内在欲望。性欲望、性体验、潜意识、自恋、同性恋、姐妹情谊在作品中大量涌现。本文就试图透过作家文本中的镜子和乳房这两个意象进入作家的隐喻系统中,深入探究作家建构其女性主体意识的书写策略,并从中剖析此书写策略的成因及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