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本《高僧传》校勘拾补

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汤用彤先生校注的梁代释慧皎《高僧传》,是目前所见最好的《高僧传》整理本。问世以来,学界对其中存在的校勘问题多有抉发和补正,然而仍有一些尚待解决。我们通过对勘收集到的四种日本古写经善本《高僧传》(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等编: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九辑《高僧传》卷五,(东京)三美印刷株式会社2015年印刷)。

借势而为: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公共危机处理——以“英语八五运动”的应对为例

1933年5月,中华书局发起的“英语八五运动”受到著名英语教学专家林语堂的嘲讽和中国世界语者充满民族主义意识的激烈批评,从而引发了一场出版史上的公共危机。本文依据危机管理的经典理论,讨论中华书局化解这场公共危机的方式及其过程,即由初期的针锋相对,转而采取“去政治化”的策略,凸显“基本英语”语言交流的“工具”特性,既维护中华书局“在商言商”的立场,亦消解了批评者的批评指向。相关的出版数据也表明,中华书局借助双方论争的公共效应,加大营销力度,取得了显著的出版实效,成为这场公共危机的最大赢家。

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创刊时间论

《中华教育界》是中华书局史上的第一种杂志。围绕该教育杂志之创刊时间,在中华书局史讲述、中国出版史回顾、中国教育史研究中,主要可见1912年1月25日和1912年3月25日两种记录。基于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等多种创刊号的查证、民国元年中华书局活动史的梳理、杂志首卷所载文章与广告信息的疏通,可证《中华教育界》的创刊时间为1912年1月25日。

晚清“湖北洋务译书局”政治、外交图书翻译:国家翻译实践视角

晚清洋务派把翻译当作文化战略武器来挽救民族危机。湖广总督端方为此创设湖北洋务译书局翻译欧美书籍。该译书局编制了《译例》等涉译条例来实施制度化管理,拥有统一的术语翻译标准、集约化的智力配备、流程化的质量管理模式、内外双协同机制以及强烈的国家翻译安全意识。研究发现:湖北洋务译书局采取经由英法、放眼全球的翻译方向,主要翻译政治和外交图书,同时兼译肩负强国使命的教科书。其翻译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属性,是晚清湖北地方翻译机构践行“翻译强国”的思想理念,积极实施国家治理的有力例证。文章通过大量史料对湖北洋务译书局的翻译活动进行剖析,以期对国家翻译实践理论予以更多史学支撑,为当今国家翻译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中华书局本《道教灵验记》勘正

杜光庭所撰《道教灵验记》是一部道教灵验故事集,也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宝贵语料。中华书局2013年标点本《道教灵验记》(收于《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是目前使用较广的版本。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字学、版本学等相关知识,就该本整理中出现的讹文、脱文、倒文、误校问题予以商榷。如:“辰未己午”当作“辰未巳午”,“白箭”当为“白简”,“叩搏颡”脱“稽”字,“四卷同”当乙为“四同卷”,“舌本”指舌根等。通过这一探讨,希望能够为道教文献的释读提供参考与借鉴。

报刊阅读与出版企业文化的建构——以《中华书局月报》为考察中心

1917年中华书局爆发“民六危机”,书局的发展陷入停滞,后经各方努力,成功渡过危机,并迎来新生。在此期间,中华书局创办过一份企业内刊——《中华书局月报》。若从阅读史的角度出发,并结合生活史、制度史等研究方法,对《中华书局月报》这份新史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份刊物对于中华书局建构现代企业文化和顺利渡过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员工的报刊阅读作为一种主体实践,更是近代出版企业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真正力量。

“故纸堆”中的精神家园:香港老书局传承中华文脉

在香港九龙油麻地,每周三或周五一早,一家门市前总会聚起来自全港多地的读者,翘首期盼开门。门市的绛红色招牌上,是四个修长的白色仿宋体大字——中华书局,在周围诸多食肆和商铺的鲜艳招牌中,为老城区平添一缕书香。上午11点,书店一开门,等候的人们便迫不及待纷纷入内。每周一次,这里会上架内地出版的优秀书籍,少则几十种。

晚清学部编译图书局教科书国家翻译实践史研究

编译教科书是近代知识构建、思想启蒙的重要环节。本研究遵循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原则,展开晚清学部编译图书局的教科书国家翻译实践史研究,揭示和探究学部编译图书局教科书翻译活动的组织制度化和译者群体制度化的国家翻译实践特征。学部编译图书局教科书的编译应清政府治理需求而生,具有国家治理功能,本文从学部编译图书局的编译处、名词编订馆和研究所,探究教科书编译活动的国家治理功能,以期丰富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拓展国家翻译实践史的研究内容。

中华书局本《高僧传》校勘拾遗

学术界对中华书局本《高僧传》研究多年,成果丰硕。然该书中仍存在一些校勘问题。选取数例,敷衍成文,以就教于方家。1.中华书局本:“复遍历众师,融冶异说,三藏方等,并皆综达,广访《大毗婆沙》及《杂心》《揵度》等,以相辩校。”(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1页)笔者按:“辩校”当为“雠校”之讹。“雠校”即校雠,意同“校勘”。

清末民初业界翘楚:有正书局出版特色、贡献及启示

清末民初,上海有正书局以时报馆为依托,以独具个性的出版特色在上海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赢得较高地位。有正书局出版业务范围不但涵盖出版《时报》及其附刊系列等常规性业务,而且其出版专长在于刊印善本古籍与历史名著、精印名家书画藏品与碑帖珍本等特色化业务,从而成为业界翘楚。有正书局的特色出版事业对抢救古籍珍本、传承名家典藏、助力文学研究、助推艺术发展,以及促进中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卓著贡献,其秉持的特色意识、责任意识和人才意识对当下出版业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的西南印书局

成立于1940年的西南印书局因设备先进、技术成熟、规模较大,一度成为当时成都最大的印刷企业.其致力于印刷教材解决了四川省许多学校教材缺乏、教学难以维系的问题,为四川省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因物价飞涨、物款拖欠、员工走失等一系列原因,1948年倒闭.从西南印书局的兴衰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迅速垮台的原因.

乡村书店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逻辑与实践研究——基于云南“先锋沙溪白族书局”的考察

书店进军乡村既是现代实体书店寻求自身转型发展路径之举,也是探索乡村文化振兴途径之措。先锋团队在沙溪构建复合型经营的综合体书店,以厚实的图书资源为基础充实沙溪的精神粮仓,以独特的营运模式为推手丰盈沙溪的物质粮仓,深刻地融入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之中,助益该地重塑文化场域、发展文创产业、深化文旅融合、建构文化生态等,为书店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积累有益实践经验。进驻乡村的书店成为乡村生活品质提高、文旅融合、乡村文化展示的平台,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一种新的载体与模式。

晚清官书局刻书的机理与路向——以金陵书局提调洪汝奎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官书局是中央与地方进行政权维护的重要文化实践。现有的官书局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探究、出版物考释等方面,具体解剖官书局内部运作情况的较少。参与官书局经营的人物是观测书局内部行动框架的有效基点,因此本文欲以金陵书局发展鼎盛时期任职提调的洪汝奎及其出版活动为研究视角,通过讨论他与局中人员的互动、校勘经史的实践及维持书局发展的努力,在地方官书局的命运走向中窥见其个体功过。

民国初期中华书局版入门阶段书法教材评析

《中华初等小学习字帖》与《国民学校习字帖》是民国时期入门阶段书法教材,前者为第一部现代学校书法教育的教科书,后者是在其基础上的改进教材。这两套教材的基本内容和架构及编写理念都可为后来书法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同时,因其属于初创阶段的教材,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俞樾与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出版考实

晚清同光年间,各省纷纷设立官书局以振兴文教,刊行了大量御纂、儒学和经史典籍,其中金陵、江苏、浙江、崇文、淮南五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影响极大。在合刻的筹备和进行上,浙江书局总办俞樾贡献尤多。俞樾于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首倡合刻之议,又联系各地书局,协调分工、化解分歧,促使书局达成了合作。五月,崇文书局李鸿章将合刻之事奏报朝廷,取得了皇帝的支持。在刊刻过程中,俞樾又协助借阅善本、拟定章程、确立版式,并时刻关心刻书进度。在朝廷的认可、俞樾的倡议斡旋、各地高官的支持以及学者的努力之下,《二十四史》终得以在光绪四年(1878年)全部刻成。官员和学者间合作和分歧的诸多细节,展现了晚清官方出版业的运作实态。

从震亚书局书法出版所见李瑞清的参与

在清末至民国这段时期,中国出版界从海外引进了先进的石版及珂罗版印刷术,从而使得作为新型出版物的书画碑帖复制影印的前景一片光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辛亥革命为契机流寓到上海,并驰名沪上的书法家李瑞清积极参与上海震亚书局的书法出版,但关于他与震亚的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此给予充分的考察。为此,笔者以震亚的书法出版物为依据,并参考当时的新闻报道,梳理李瑞清与清末民初的一些书画社团及与寓居在上海的其他清末遗老书画家们的互动关系,分析李瑞清参与震亚出版活动上的独特性与时代特征。

莫友芝与晚清江南之官书局考

莫友芝为晚清著名学者,西南大儒。清咸同之际,其在江南先后置身于金陵书局、江苏书局、淮南书局等官书局中,出谋划策、校刻经史,或参与或主持出版了一大批校勘审慎、刻工严谨、印刷精良的书籍,为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贡献。在辗转各大官书局的过程中,莫友芝还奉曾国藩之命,积极访求遗书,经眼善本无数,大大提升了版本目录学方面的学术功力。其间,他还与时贤俊彦诗酒唱和,交流切磋,学问大增;交友众多,当然也会出现些许矛盾,其背后有着些许不为人知的原因。

新消费时代传统古旧书店的发展路径--以“布衣书局”为例

古旧书店作为图书再传播的中介,对推动广范围内读者的知识获取、文化交流、价值再造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消费时代的到来,对古旧书店,尤其是对传统古旧书店的经营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布衣书局在新消费时代营销策略有明显优势,这为传统古旧书店营销路径创新提供了借鉴,由此可展望传统古旧书店融入新时代城市文化的前景。

知人与论世——再评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

2022年5月,马忠文先生于2016年初版的《荣禄与晚清政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而该书在2020年已由中国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过繁体字版,此次再版的《荣禄与晚清政局》(典藏版)(以下简称《荣禄》),在先前两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删和修正,一经出版便广受学界好评。此前已有多位学者撰写过书评,前辈珠玉在前,对《荣禄》的讨论与评价已臻全面,笔者多受启发,这里愿再表一得之见,就教于师友方家。

陈亮《龙川文集》崇文书局刊本考述

陈亮作为永康学派创始人,其著作《龙川文集》经由陈沆编撰、叶适刊行,为后世理学批评、永康学派的学术思想研究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龙川文集》现存世诸多版本,其中清崇文书局刊本刊行量大、普及性高,对陈亮思想的传播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苏州大学图书馆藏信息,对目见的《龙川文集》崇文书局刊本进行考述,以期为这一版本提供更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