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典》未收书志十种——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文献为中心

《广州大典》是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其出版对于保存广东史料、促进学术研究、弘扬传统文化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发现《广州大典》失收文献五种、失收作者五位及其著作五种,简述其书志,以供同人参考。

《书志》对古籍保护工作的作用

《书志》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集刊,由“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重点资助。《书志》旨在介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古籍,对古籍信息进行全面化、精确化、标准化的著录,从而揭示珍贵古籍的价值,向海内外宣传我国古籍保护工作,服务社会大众与学术研究。本文详述《书志》的基本情况,并探讨其对古籍保护工作的作用及其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潜在发展,希望能够为古籍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贡献更多的力量。

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撰写探讨

文章简述了撰写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的现实需求,简要梳理了中文古籍善本书目到书志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撰写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的准备事项,论述了中文古籍善本撰写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着力点以及需要借助的辅助工具。

从目录学到书志学——20世纪前期目录学在日本的研究与发展

目录学和Bibliography分别是中西方研究图书的学问,这两门学问本来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因在日本发生了交汇,而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书志学。书志学不仅在日本日渐发达,而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被输送到中国,引起了一定反响。本文通过系统梳理20世纪前期日本书志学著述,揭示中国目录学对日本书志学的深刻影响、书志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发展状况,指出在20世纪前期书志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丰硕成果,而且作为方法论在实践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随着书志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以长泽规矩也为代表的日本图书馆界决定以图书学取代书志学作为这门学问的名称。尽管书志学的概念式微了,但书志学的研究成果就像目录学的研究成果一样不会过时,作为一门后发的学问,它所具有的起点高、眼界宽的特点,更值得中国目录学研究者借鉴。

试论《魏书》典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魏书》十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北朝社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其中《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的编纂尤其显示了北朝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从而再一次强化和丰富了中国史学重视典志撰述的特点。

《百川书志》考辨三则

《百川书志》的部类分目参考了《宋史艺文志》等公私目录著述。其分目录书之标准主要是以所录书籍稗益圣教之强弱为主导,辅以"神怪"成分的多寡,本于所录书籍之性质及渊源而"各以类从"等多方面融合而成。高儒之"小说观"并非导向"小说"之本位意识,而是退让于《书志》所遵循之著录标准,与其"史观"紧密相联而淆乱不清。

《隋唐志传》成书年代考——兼论明前期的“抄本小说”

通过考证《隋唐志传》与《唐书志传》成书年代的先后 ,可以确认《隋唐志传》“罗氏原本”的存在 ,从而为《隋唐志传》“书成远在正德之际”说提供有力的证据。《隋唐志传》在正式刊刻之前的正德、嘉靖年间 ,曾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这类“抄本小说”的存在 ,说明明代前期并非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期” ,明代前期实际上是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

《五代史志》与典制体通史的纂修

在纪传体"正史"中设立书志始于《史记》,《汉书》继之,至唐修《五代史志》,更标志着"正史"书志的发展趋于成熟和完善。《五代史志》主要反映了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同时在典制的叙述中,史家提出了对历史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客观反映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深入探讨经济政策与朝代兴亡之关系,重视揭露封建社会刑法的残酷性。这些成就构成典制体史书向前发展的动力。史学演进至中唐时期,无论是时代环境、政治发展的需要,还是史学自身重"通"的内在要求,都呼唤典制体通史的出世。而《五代史志》的修撰实践,恰好在编纂体例、著述旨趣、史料内容等方面为杜佑纂修《通典》开辟了道路。因而可以认为,《五代史志》在历史编纂上架设了一条从"正史"书志向典制体通史过渡的桥梁。

《唐书志传》“按鉴演义”考辨

《唐书志传》是采用"按鉴演义"的方式编撰的,但它并非简单抄缀补辑史籍而成,实际上融入了编写者大量的创造性劳动:依《资治通鉴纲目》编年,摘录原文,同时通过剪裁史料,重新组织故事情节,并对史籍语言作润色、修饰,增强艺术感染力;在《资治通鉴纲目》叙事基础上,铺陈敷演,生发想象。以《唐书志传》为代表的这类"按鉴演义"历史小说借鉴、吸收史籍艺术营养,推动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

试论古籍书志及其特点

综论古籍书志的源流、学者观点及探讨其特点,目的是宏扬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为当代编撰古籍书志抛砖引玉。

《汉书·艺文志》注注者补考及其史料来源探考

《汉书·艺文志》注可以确定为班固所为;从编撰《七略》的目的与功能上看,刘歆缺乏为《七略》所著录的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的必要性;基于刘向没有为相关书籍撰写"书录",或者虽撰有"书录"而仍有补充的前提,刘歆才会为相关书籍撰写说明或解题;以班固《汉志》注为据《七略》删减、改写而来不能成立;班固《汉志》注的史料来源,包括《别录》《七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等,班固当也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对相关书籍作了注释。弄清以上问题的意义在于:其一,可以进一步确定班固在《汉志》编撰中的地位,及其为古典目录的体式制定所做出的贡献;其二,对于《汉志》总序中所说的"今删其要"可以有新的理解,所"删其要"之对象,除了《七略》外,还当包括刘向《别录》在内;其三,对于班固为《汉志》作注释的用心也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普查·总目·书志——“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古籍编目实践

文章在回顾"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发起过程的基础上,介绍了古籍普查登记的顶层设计、路径选择,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进展,《中华古籍总目》编目的现状以及其后的古籍书志编纂计划。古籍普查登记是古籍编目的初级层次,但普查可以促进编目的深化发展,而书志实际上是对古籍进行详细著录的一种方式。我国应在古籍编目方面积极探索出一条既与国际编目规则接轨又有自身特色的道路。

《从日本访书志》看杨守敬的目录学思想与成就

本文通过对《日本访书志》的分析,探讨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杨守敬不同于传统学者的目录学思想与成就。

《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谶纬论

《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谶纬书,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汉哀帝、平帝前就没有谶纬文献的存在。因为时代政治原因,刘向不会著录谶纬书;刘歆有熟悉谶纬书的可能,但未增添《别录》的内容,故《七略》不著录谶纬书;西汉谶纬书的收藏之所在太史不在秘书,而《汉志》中也有类似谶纬的书籍。更重要的是,班固作《汉志》前有光武帝钦定图谶81篇,有别于从西汉到新莽时期的谶纬文献,故难以著录。

《书志学》《世界图书馆小史》考略

本文考述《书志学》和《世界图书馆小史》之作者、出版年代和主要内容,认为《书志学》发表于1934-1935年《图书馆学季刊》;《世界图书馆小史》先刊于1909-1910年《学部官报》,后经整理与标点,载于1935-1936年《图书馆学季刊》,从而纠正了目前学界认为无法考证年代的观点。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的版本问题

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作为清末重要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在问世伊始就受到版本目录学界的重视,但时至今日,学界对该书的版本问题仍然存在含糊和矛盾之处。笔者根据杨氏《留真谱》及《邻苏老人年谱》中的线索,又结合所见《日本访书志》实际的版本情况,发现该书曾经多次刊印,有多种版本存世,前人对此的研究有疏漏和不足的地方,本文在弥补这些的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读书杂志》据文例校勘述例

据文例进行校勘在《读书杂志》中被王念孙作为一个常规校勘手段,比较广泛地运用于古籍校勘。通过论列《读书杂志》之校勘实例,将从一个侧面展示王念孙对于校勘学方法论之贡献。

古籍书志学的新收获——评《书城挹翠录》

古籍书志学的新收获———评《书城挹翠录》●韩锡铎（辽宁省图书馆）１９９６年３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沈津先生的《书城挹翠录》。拜读之后，认为这是一本对于古籍版本研究、古籍文献研究、古籍流传研究及古籍鉴赏等诸多方面都很有价值的书，是古籍书志学的新...

杨守敬日本访书活动对古籍采访的启示——以《日本访书志》为考察对象

光绪末年,中国藏书界出现了一股赴日访书的热潮。以杨守敬为代表的藏书家,以自己丰富的学识素养和采访智慧,不仅访求到了大量珍贵中国古代典籍,同时也为后人的古籍采访做出典范。本文以杨守敬所撰《日本访书志》为对象,对杨氏在日本访书过程中体现出的访书理念及方式、途径进行探讨,以期对当下图书馆的古籍采访工作有所启示。

探析高儒《百川书志》之创新

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和版本学的发展,伴随着古代历史的不断更迭,见证着中国上千年的兴盛与繁荣、败落与涅槃。而明代的目录学和版本学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独树一帜,明代的藏书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私人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高儒便是其中之一,研究高儒和其代表作《百川书志》对我们探究明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