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刻书考辨

历来有关元代书院刻书研究,皆对杭州西湖书院刻书予以较高评价。本文重梳文献,考辨史实,细究西湖书院刻书详情,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是官刻书籍的补充,西湖书院刻书系江浙行省刻书的组成部分,该书院实际承担刊刻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今存世者仅元人苏天爵所编《国朝文类》一种,其余以往认为系西湖书院所刻者,多为江浙行省及下辖诸路儒学所刻,仅置版于书院而已。西湖书院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南宋太学书版,元亡后这批书版又为明国子监所承继,使得宋代高度发达的版刻成就有了更多的直接传承渠道。

元代书院藏书及其历史贡献研究

元代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史、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藏书规模、内容种类及藏书来源等方面梳理了元代书院藏书概况,总结了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元代书院藏书呈现的突出特点,探究了元代书院藏书在推动南北多民族思想文化交流、促进理学思想嬗变和传承历史珍贵典籍等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

近四十年古代书院刻书问题研究综述

书院刻书问题是书院史研究和版本文献研究共同涉及的问题。近四十年来,不少学者对书院刻书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呈现出维度上时间(宋元明清)和空间(北方、南方、西南、西北)兼有,方法上宏观概述与微观考察兼顾,文献考证与计量统计兼并,内容上溯源与考流兼重等特点,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元代圆沙书院性质及所刻《广韵》版本问题探究

杜信孚、漆身起所辑元代江西刻书书院共有七个,经考察,真正属于元代江西刻书书院的可能只有兴贤书院、广信书院、武溪书院。圆沙书院有可能是江西的书坊,由于江西、福建毗邻,所以其刻书具有建阳刻书的特点。元代泰定年间,圆沙书院曾刊刻简本《广韵》,泰定圆沙书院本与原本《广韵》虽然同属略本系统,但是与原本《广韵》相比,泰定圆沙书院本与南山书院本的关系更近一些。简本《广韵》主要是对注解、引文、典故进行省略,这种省略与《广韵》的前身《切韵》系韵书性质不同,简本《广韵》主要是在《广韵》基础上的省略,其又音异读并未省略,音系框架仍属于《广韵》系列。略本《广韵》同样具有查找音义的作用,只是其类书功能有所减弱。

徽州地区书院藏书考述

古徽州学术渊薮,作为程朱阙里、文献之邦,历代理学家们曾于此处著书立说,故徽州书院事业一直为全国之翘楚。受徽刻的影响,徽州地区的书院既为教育机构又为刻书机构,广泛刊刻使得书院藏书丰富。私人藏书家与学者们为藏书、著书、刻书而广建书院,亦使徽州书院的藏书事业得以不断发展。文章通过梳理古徽州地区一府六邑历代书院的建置与藏书情况,探究其藏书来源,分析其藏书特色,最后总结出书院藏书对徽州产生的积极影响。

论宋代书院刻书的风貌、特色、价值与启示

中国古代存在五大刻书系统,分别为官刻、私刻、院刻、坊刻、寺刻。院刻,即书院刻书,在中国古代的软质出版中处于独特的地位。书院自唐代肇兴,到宋代逐渐发展繁荣。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民间教育文化机构,集文化、教育、出版、经济、传播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有时还和政治缠杂不清,而书院刻书往往是这些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作为宋代最重要的出版形式之一,书院刻书经过北宋的发展,至南宋已呈现繁荣之势,所刻书籍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上佳水平。本文根据零星史料梳理宋代书院刻书的基本风貌,分析其内容与形式上的特色,在此基础上总结宋代书院刻书对文化传承和出版发展的深远影响,并思考书院刻书对当代教育出版的启示。

談书院刻书

我国古籍如恒河沙数,卷帙浩繁。各种各样的刻本琳琅满目,书院刻本就是其中的一种。我国书院始于宋代,终于清代光绪27年(1900),共有960多年的历史,书院的主要任务是讲学。但有些书院在讲学之余,也刻了不少书。下面我们就来谈一下历代书院刻书的情况。

宋元书院本杂考——以《书林清话》著录为中心

宋元时期书院刻书活动广受学界重视,历代书目及今人著述多引述并讨论"宋元书院本"。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较早并有系统地总结了书院本的基本情况,但是问题也不少。细检现存的宋元书院本,详辨宋元刻书的史料,可以订正其讹误、补遗其缺漏。在此基础上,学界同仁有必要重新思考书院本的定义、宋元书院本的类型以及宋元书院刻书的相关问题。

江西宋元刻书事业初探

江西自汉高祖始设豫章郡以来,文人蔚起,名人辈出,堪称海内外文献渊薮,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之文;乐史、马端临之史;黄庭坚、杨万里之诗;晏殊、晏几道、姜夔之词;陆九渊、朱熹之理学,皆卓然于世,名噪一时.他们一代接一代地辛勤耕耘,在江西这块富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蕴积的土地上,开拓出源远流长的文化河渠,留下了难于数计的古代文献,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江西古代刻书事业的发展.

论中国古代的书院藏书

书院教学,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聚徒讲学为目的的书院始于南唐升元四年(940)李渤建立的白鹿洞学馆,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诏令废除书院制度为止,共历961年.由于一部分层次较高的书院教育是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结构成份,我们在追溯中国古代高校图书馆发展历史时,应该对书院藏书进行专门性的研究.

清代书院藏书初探

在我国古代图书馆(藏书楼)事业发展史上,书院藏书是古代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保存我国丰富的文化典籍,繁荣我国古代文化,都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书院藏书起源于唐代,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创设丽正修书院(后改名集贤殿书院),置学士,收藏和整理编校经籍。此后,宋代的白鹿、应天、岳麓、嵩阳,元代的太极,明代的东林等著名书院,都以藏书富而著称于世。有清一代,书院仍盛,其藏书之丰胜于宋、元、明,藏书管理更为完善,本文拟就清代书院的来源、特点、管理及其历史作用,略作初步的探索,以求教于贤达与同好。

陳仁子東山書院刻書考

宋末元初,茶陵陳仁子的東山書院集讀書、講學、藏書、刻書多種功能於一體。陳氏在1283年之前已創立書院,《古迂精舍書目》爲其藏書目録。陳氏刻過《春秋繁露》《謝宣城集》《余恁文稿》《申鑒》《牧萊脞語》《文選補遺》等書。其書版歷經元末兵火和明初胡惟庸案,毁壞不存。所刻《夢溪筆談》用紙可能是當時的高麗皮紙。陳氏刻書主流板式:板框較小,十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邊,雙黑對魚尾,正文首葉上魚尾下方有菱形標記,版心最下鎸字數。從《文選》、《尹文子》到《夢溪筆談》部分葉面,字體從典型南宋福建式顔體字變爲典型元代福建式字體。茶陵比福建刻書字體滯後二三十年。江西是福建和茶陵刻書之間的紐帶,陳氏刻書風格深受江西影響。

《云南历代文选》对于出版史的意义

云南利用雕版印刷技术出版图书,虽晚于中原地区数百年,“肇于元代,行于明季,精于清人”（李孝友）,但选编综合性文学体裁作品的图书一直伴随着云南出版活动的发展历程。云南出版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中国出版发展历史的组成部分,与中国出版的整体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具有整体与局部相互频繁交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