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文本性质与墨家贤人观的扩充机制

清华简《程寤》《说命》《尹至》《尹诰》等“书”类文献蕴含着墨家“顺天志”“明鬼神”“尚贤”等思想观念,通过传“书”、改“书”、造“书”,墨家突出了上帝神鬼的现实政治功用,展现了独特的历史书写意识,这都能说明清华简“书”类文献系墨家传本。墨家通过改作史实,把伊尹、傅说打造成出身卑微但功绩卓绝的贤人,借此将冲决贵族血缘关系合法性主张置于墨家化的历史故事之中。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则反映出战国中后期墨家通过批判现实、选贤任能体制化及吸收其他诸子立论等方式,从理论建构层面进一步扩充了贤人观。

馆藏文献优先数字化的选题范围思考

针对有利于扩大馆藏文献的存取,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利于争夺“内容市场”,本文提出了优先数字化的馆藏文献的选题范围:工具书类文献,法律、法规与标准类文献,特色文献等,并对这些范围内的文献选题进行了深入地讨论。

清华简《封许之命》年代再议——兼及《书》类文献在两周的整编与流传

《封许之命》在文本结构、句式、用词及其所反映的赏赐制度等方面与一系列西周中晚期的文献有着较多的共通之处,由此可推断其文本应经历了数个阶段的变化。西周早期,在吕丁受封之初,应有原始的文字记录。西周中期以后,撰者参考册命文书的范式,在周初原始记录的基础上进行了整体文本的编撰和内容上的增改。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文本又得到了一定的增补。《封许之命》在西周时期便由许国人整编并保存,成为许国贵族子弟学习的教本,春秋以后流入楚地。《封许之命》文本中的年代特征,提示西周中期以后是一些文书档案向作为典籍的《书》类文献转化的节点,而且显示地方诸侯也进行了文献整编活动。

西周铜器铭文与《书》类文献之关系

学术界习惯上所定义的五类铜器铭文,赏赐类和《书》类文献有较多交集,其铭文“阀阅之辞”分记录式和自述式两种,前者有铸刻册命仪式过程的史官记录者,亦有记录册命过程中命官之辞者。记录命官之辞者,所铸内容或为一次册命中多名史官所记内容,或将史官多次相关记录最后汇总成编。通过比较可知,自述式的铭文有着明显的拼合倾向,而其所据的材料似乎都出自一个“共享库”。这个“共享库”或与史官文书、贵族私家所藏文书档案以及口传文化均有关联。从毛公鼎铭文对史官所记命官之辞的汇合整编处理来看,《书》类文献中已有整合数次训政之辞为一篇者,如《大诰》《洛诰》等。

经典化视域下的《书》类文献早期形态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可知先秦两汉典籍的经典化研究,待讨论处尚多。《书》类文献的经典化研究,当以厘清"《书》类文献""早期形态"等相关概念的义涵为前提。早期《书》类文献具有官私学的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典籍的早期形态可以从载体形态和文本形态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中载体形态主要关注载体的材质和不同时代相应的典籍载体制度,文本形态则主要关注文本内容与文字形态。经典化研究对古典学的重建意义重大,当属于其内核部分。

咨政耆老与先秦治国理政——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殷高宗问于三寿》《厚父》《祭公》《郑文公问太伯》《成人》等篇记载了君王向耆老请教为政,还有部分篇章强调重用耆老,反映了先秦时期咨政耆老的传统。虽然时势不同,但耆老的回答都指向了以史为鉴、效法先王、任用贤才、修养自身等问题,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之要,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君王咨政耆老,既是遵循古老的政治制度,也是政治现实的需要。从清华简及相关记载可以知道,耆老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

清華簡《芮良夫毖》綜合研究——與“書”類文獻對讀

清華簡《芮良夫毖》從頭到尾是一個整體,所謂“二啓”等詩的特徵當是後來編者所加。該篇正文可分爲六個部分,援引先王與舊臣之事勉勵“君子”畏天、敬事、求賢和保民,論述逐漸深入,尤其是深刻論述了“君子”與民的密切關係,全篇多正反論述,與《皇門》《厚父》等“書”類文獻在内容、思想、形式等多方面有一致性,當是周厲王的卿士芮良夫告誡“君子”的“書”類文獻。此外,記言爲主的“書”類文獻也未嘗不可以臣作主體。

“书”类文献札记五则

先秦"书"类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不少讹字,通过借助楚地竹书对讹字的分析可知《尚书》在当时的流传情况,并得出以下结论:伏生所藏的竹简《尚书·金縢》与壁中古文《金縢》并为齐系文字所书;周室衰微,孔子搜集、编次《尚书》之时残存了一些西周古体,这些古体在孔子后学的传承中部分地发生了讹误,这种写本有些被藏入孔子壁中,还有一些传至伏生,在汉初写定,古今文部分篇目同出一脉;孔门所传《尚书》文本有些至入藏壁中时尚不误,伏生写定时始误;《君奭》今古文一系,在孔子后学中传至战国时发生讹误,遂致今古文同误;今传本古文《尚书·囧命》之"囧",古文本作"■",而今文作"囧",是"■"之讹文"臩"字音近替换的结果。

清華簡書類文獻中保留早期文字現象的初步整理

清華簡中的《封許之命》《攝命》《厚父》三篇,研究者皆歸入“書類文獻”,其内容形成時間應可追溯到西周時代。這三篇文獻中存在不少與當時主流楚文字材料不合,却與早期文字材料相合的文字,反映出其應當抄自帶有較多早期文字的底本,而爲抄寫者在抄寫時有意保留下來。有意保留早期文字的現象可能與這三篇文獻作爲教材使用有關。

清華簡《書》類文獻界定原則新探

時代不同,地域文化不同,選編者立場不同,清華簡與《尚書》是在不同時空條件下形成的選編本,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儒家的價值理念,作爲界定清華簡《書》類文獻的標尺。不同時期的人,如漢代班固與戰國中期清華簡的墓主人,對於《書》類文獻的理解是不同的。確立清華簡《書》類文獻的範圍,不能拘泥於《漢書·藝文志》,必須要追溯墓主人所處的時代,回歸清華簡本身。

李善《文选注》所引《易》类《书》类文献考录

当下《文选》版本材料十分丰富。充分利用传世文献,结合史志目录与相关典籍中的学术史材料,参考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察,考订李善《文选注》征引《易》《书》类文献各12家,并加以适当考证,考辨出前人在引用时文献出现的错误,同时纠正了前人研究成果中的错漏。

广东省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治理问题初探

自然保护区是林业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进自然保护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自然保护区的重要任务。通过对广东省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存在的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从强化法治意识、重塑林业制度、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外部合作、提高群众认可度等多个方面提出建议与意见。

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

近年来,出土简帛书籍的大量发现为重新审视古书成书与流传的过程提供了许多新认识。通过将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与《尚书》、《逸周书》的流传进行对比,可以明显地体会到我们对古书成书复杂程度的估计严重不足,对其在流传过程中的未知因素了解还是太少。如果要对古书的成书年代进行准确把握,就必须首先了解古书"层累"作成的过程,并深入开展文本中每一处篇章字句来源与时代的考察。在考虑古书文本的流变时,还应适当考虑书写载体对文本演变起到的作用,而汉代人的古书整理工作对传世文本产生的影响也是考虑古书流传问题时不容忽视的。

同源异途: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系统的学术分野

学界多定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为战国小说文体,但根据竹简形制、简背刻画线、字体及文本内容,清华简《赤鹄》《尹至》《尹诰》可组成较为完整的叙事整体,因此不能排除它为《书》类文献的可能。清华简《赤鹄》小臣偷喝羹汤,为君臣生隙,互相猜忌;《尹至》伊尹、商汤盟誓,协同灭夏,为君臣互信达成。郑玄将《尹诰》"咸有一德"解释为君臣不互相猜忌,依然是不可推翻的学术定谳。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尚书》相比,篇名不同,篇目、篇数互有差异,没有《书序》,相同篇目传本不同,多言鬼神怪异,二者同源异流,很可能分属于不同的《书》类文献系统。

新出简帛文献与“书”类文献的历史书写

"书"类文献的编订与改编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的观念。编订成篇的商周"书"类文献,给春秋战国以后的"语""史"等文献的创作提供了文化背景、叙事主题和论述材料。随着史学的繁荣,私人学术的兴起,档案文书会直接为编纂者利用以创造更多的文献体裁和种类,且更为明显地呈现出"政治规训着历史书写"的情形,编纂者会按照某一主题又据情势之不同而在人物和内容上进行相应的转换和改编,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的。新出简帛文献《系年》与《赵政书》等材料给这种转换和改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例。

巫祀文献:商代之《书》篇及其性质述议

商代《书》类文献的性质可以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来讨论。就传世《商书》来看,其历史背景与主题同“殷革夏命”相关涉者居多。就《国语》《左传》所载,春秋时期《商书》已多见征引,则《商书》类部分篇章的主体部分当在西周时期已经有其蓝本,而其中晚出的痕迹则为流传改移所致。可以说,传世《商书》篇章中存古与改移处兼而有之。卜辞中之上帝,非至上神。商代的祖先崇拜实际上比上帝信仰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祖灵同自然神灵之间又可相互转化,比较趋近于万物有灵的巫术理论。这些特点意味着我们不能径直称当时的典册为宗教文献。由卜辞所示,“册”“典”实为商代巫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属于巫典;就其职能而言,又属于祀典;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巫祀文献。商末记事类刻辞和铭文的出现,展示了商末理性之光的萌芽;商代末期,巫祀文献中的理性因素有所凸显,同殷周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由先王政典到載道之書:册命檔案與“書”篇生成——兼及清華簡《攝命》的文本結構

現有銘文材料可證册命文中的“王若曰”内容爲周王現場發言記録,其性質爲册命儀式上的“命官之辭”。“命官之辭”整體上呈現的程式化情形及其相關内容的性質均表明周王發言參考了預製的講稿,這種預製講稿有可能就是册命儀式上預先寫就的實物形態的“命册”。“命官之辭”“命册”與增加更多信息的“命書”構成了册命儀式的主要檔案類型。其中富含思想性的檔案被選爲“王教王學”的教材,並被後世研習、闡釋及講論,從而由先王政典轉而成爲載道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