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笔纸选用与其笔法关系探析

陆游书风具有“笔法简练流利”“结字清劲紧密”“章法缓急相参”的特征,而笔法乃其风格形成之关键。基于陆游所处时代及地域背景下笔纸技术的发展,梳理其书法笔纸的选用情况,发现陆游倾向于熟性、细滑、紧密之纸张,并配以硬毫、长锋散卓之笔。此选择与陆游书写习惯及状态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其笔法表现的独特风貌。

邓石如“布衣不仕”的处世态度及其碑学实践

邓石如是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被誉为“碑学宗师”。邓石如的成长经历使他形成了“布衣不仕”的处世态度,也正因如此,邓石如走上了一条职业书法家的道路,他的书法风格与尊奉“帖学”传统的文人书法家有明显差异。在毕生的访碑之路和碑学实践过程中,邓石如形成了雄浑大气的书风,这种书风既是邓石如个人的追求,也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邓石如的处世态度及其碑学实践,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书法家形象,是晚清“帖学”与“碑学”发生分野的推动者,奠定了邓石如在书法史中的地位。

南宋《苏符行状碑》中的苏轼书风探微

《苏符行状碑》为南宋范仲芑所书,现对其书法风格、形成原因及其在南宋书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研究与探讨。由于该碑书法具有典型的苏轼书风,故以苏轼书法中最为接近其风格特征的作品与之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其异同得失;进而从碑刻形制、文本旨趣、个人性情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个中涉及碑刻功用、文本与书法相互关系、生平交游考证等内容;最后从南宋书法史的角度探讨范仲芑及其《苏符行状碑》的历史定位与价值。

论魏晋书法中的自然之趣——以王羲之《丧乱帖》为例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艺术思想大解放时期,魏晋风度成就了一代书风。东晋王羲之的出现,将整个魏晋书法艺术推向了高潮。他信手流淌、“天然去雕饰”的书风,不仅是他为人自在洒脱气质的外化,还是他情感的自然流露。书法作为人们表情达意的载体,也从过去的记录功能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以《丧乱帖》为例,探索王羲之极其丰富的内心情感,分析王羲之书法作品背后整个魏晋书风中的自然之趣。

崇董与陈奕禧书风嬗变

康熙皇帝推崇董其昌的书法风格,使清朝前期的书风基本上受董其昌风格的影响,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由此形成了以董其昌为宗的华亭派帖学一系书风。本文首先分析了“崇董书风”,及“崇董”热潮下清代书坛的情况。后通过分析文人书法家陈奕禧的笔法与结构从而探究其突破“崇董书风”的风格特征,更加深刻全面地了解明代及清初书风的全貌。

从纸的发展演变看历代书法风格的变化

作为书写的载体,纸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发展演变不仅改变了书写媒介的形式,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风的形成和发展。古代纸的发明和传播开启了书籍大规模生产和传播的时代,亦推动了书法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伴随着古代纸张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进,纸张质量的发展进步必然对各个时代的书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以图证史展现金代书风嬗变

金代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是一个特征鲜明的时期,有着其自身完整的发展逻辑。徐传法的《金代书家与书风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一书,系统论证了金代书家与书风嬗变关系,呈现了金代书法从循宋、崇唐到尚魏晋的嬗变历程,提出了金代书法之于中国书法史的地位和作用,其出版或能为当下书法史研究带来新的借鉴和启示。

学术史视野下简帛书法风格体系探究

课题调研背景简帛书法研究目前正向学理性和实践性层面双向拓展。厘清简帛书法风格的多元发展与嬗变脉络,不仅可以究明手写体笔法原委与技术源流,连缀远古和汉魏之间书刻流变脉络,还能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图像范本和审美导向。战国楚简墨迹不仅是日常书写字迹,更是书风渊源追溯史,上承上古书写形态原始基因,下启当下书法创作中“篆书回眸”(由秦篆转向关注秦以前篆书)、“隶书回望”(由汉碑转向关注汉简帛书)、“楷书回流”(由唐楷转向关注魏碑)所形成的“新古典书风”。

论宋人书论中的“法”

“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1]“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2]这是前人对晋、唐、宋时代总体书风的概括。后世论书者多津津乐道于宋书之“意”,而于宋人书论中的“法”关注较少。其实,宋代的书家和书论家对书法之“法”颇多深刻的见解,这些思想既存留在他们的书论当中,亦传达于其书作之上,启示着后世对“法”的认知。

“中原书风”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美术馆的成功举办了首届“河南省中青年书法家15人墨海弄潮展”,这是当代书法复兴、书法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以群体形式推出了河南省中青年书家张海、王澄、李刚田、周俊杰等15位书家,在全国尚属首次。此后,“墨海弄潮”展览相继应邀到杭州、乌鲁木齐、苏州等地展出,在书法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催生出“中原书风”。这种地域概念的书法风格几乎成了当年书坛的主流书风,让书坛各方人士迷恋、仿效。“中原书风”作为一种书法现象,值得深入探究。近年来,关于“中原书风”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可以看出研究“中原书风”的焦点所集中在“中原书风”溯源、发展得失,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地域书风的比较研究,还有对“中原书风”代表性书法名家进行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金农漆书中“倒薤笔画”摭谈

该文作者以金农漆书中的“倒薤笔画”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分析“倒薤笔画”,深入了解金农书法艺术的独特之处,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图像分析法,分析金农取法“倒薤笔法”的原因、“倒薤笔画”的形成过程和漆书对“倒薤笔画”的应用,认为金农漆书中独特的“倒薤笔画”来源于古代文献和书论的记载,经过多种笔法、书体和书风的融合而产生。“倒薤笔画”不仅是金农漆书的特色之一,而且是影响漆书风格的重要因素。金农对“倒薤笔法”的取法既反叛了当时的书风,又顺应了时代变革,传承了传统。

认知、实践与创变:赵之谦对北碑书法的承变

嘉庆年间,阮元以《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篇论断,大力倡导学习北朝碑版石刻。包世臣紧跟其后,在创作技法和审美标准上进一步完善了阮元的碑学理论。但在北碑的学习上,并未出现成功的践行者。然而邓石如、何绍基已分别以秦篆隶意、篆之法在篆隶和颜体书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当时书坛如此复杂的背景之下,北碑成了赵之谦书法创作的重要突破口。

方则婉转 圆则遒劲——书法作品《赵之谦临〈张猛龙碑〉》品读

《张猛龙碑》中正典雅,是北朝最有代表性的碑刻。此碑用笔,以方笔为主。气势巍然雄伟,纵向取势,内紧外松,可谓“精能造极,不可名言”。赵之谦,浙江绍兴人。他不仅于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各方面造诣深厚,更于篆刻、书法、绘画等艺事开宗立派。赵之谦35岁左右初习颜真卿书法,后转学《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等北魏书法,开启了魏碑书风。明代解缙在《学书法》中说:“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大要临古人墨迹。”

风格独具、妙得自然的《德忱帖》

大名鼎鼎的《德忱帖》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帖为纸本,行草书,纵25.4厘米,横78.6厘米,为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所书,是他著名的《草书九帖》之一。《德忱帖》为致葛德忱书札,是米芾50岁时所作,也是他晚年成熟书风的代表作。其时米芾在涟水任职。

超越墨象 不染尘埃——读《弘一大师华严品三百集联:邵大箴沐手抄录》

邵大箴先生被誉为“中国美术史论界的常青树”,然而众人有所不知的是,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颇为精深。呈现于眼前作品集是先生历经三年时间用心抄录的。我们从中感受到百余年间文脉与书风的贯通。初看起来,邵先生自嘲为“倦怠体”的书法,的确与弘一书法有几分相似,但仔细一品,两人书风各有面貌,用笔结体并无关联。那缘何相似?这便是流消于笔墨之间的文心,贯穿于气脉之间的清韵。

陈介祺晚年书风及其书学观探究

陈介祺是晚清金石文物收藏、金石学考据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考古释古之余对书法颇为用心,其书法艺术观念主要来源于他对古代钟鼎铭文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从而形成了崇尚古法、厚古薄今的书学观念。在书法创作上,他提出“取法乎上”,创造性地学习参考三代钟鼎铭文,并利用这些元素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书法风格。他的笔法论“运腕而指不动”,更是对书法艺术内在精神的深入挖掘,对现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他晚年书法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独特的艺术眼光。

康里子山书风转化及作品探析

中国书法传统在元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康里子山是体现这一变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康里子山的书法化古为今、古为今用,其作品既有传统的笔墨意境,又有创新性的风格变化,别具风骨意蕴。从书法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来看,康里子山的书法有效实现了魏晋书风的风格转换,即在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自我表达。研究康里子山的书风转化及其书法作品,对于当下人们深刻了解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书法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作用。

从蔡京书法观宋朝“尚意”美学

宋朝的尚意美学影响深远,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书画大家。其中,蔡京的书法作品虽存世寥寥,却深刻反映了时代风貌和艺术价值。本文旨在探究蔡京书法的独特之处,通过对他作品的书风、字势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所含的宋朝“尚意”美学以及历史价值。通过探讨,不仅能更全面地了解蔡京其人,更能深入洞察宋朝书法的演变与精髓。

董其昌书学思想的建构——以评虞世南为例

董其昌早年对虞世南尤为倾慕,曾反复临习、观摩其作品,自谓得其用笔之法,然中年以后多有微词,而学者对此鲜有关注。董其昌之所以对虞世南有如此巨大的转变,主要在于虞世南用笔过于隽秀且拘泥于法度,导致其书风妍媚难除,与“二王”(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合称)魏晋风尚大相径庭。正是这一认识上的转变,促使其逐渐形成以淡为宗的书学思想,并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实践。

《孔子庙堂碑》:温润如玉 静穆冲和

《孔子庙堂碑》书法是虞世南楷书代表作,是他69岁时所书。虞世南(558-638),字伯施,封号永兴县公,人称“虞永兴”,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一生历经南朝的陈、隋和唐3个朝代,隋大业时为秘书郎,唐初为弘文馆学士,官至秘书监。虞世南能文辞、擅书法,书法师承王羲之七代孙智永,书风含蓄雅正、圆融遒丽、外柔内刚,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他以德行、忠直、博学、文辞和书翰五绝著称,被唐太宗李世民评价为“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孔子庙堂碑》书法用笔俊朗圆润,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静穆之象,既有唐人揩书之法度,又不失个人风貌意趣,是一件初唐时期的碑版楷书佳作,也是唐揩的典范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