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与中国古代的“政书”

介绍中国古代的政书体史书,谈谈它的性质、起源和具体内容,以及这种史学著作对于阅读历史、研究历史文化的作用。

中国书法书体名称英译分析——以《书法有法》译本为例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中,中国书法著述的翻译为其海外传播的主要途径。然而,现有中国书法著述的翻译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书体名称的英译尤为混乱。本文以最新英译出版的孙晓云《书法有法》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篆、隶、草、楷、行五体名称的英译进行辨析,以文化翻译观和术语翻译标准为指导,提出修改建议,以期为中国书法著述英译以及中国书法艺术海外传播添砖加瓦。

《急就篇》名实考

西汉后期成书的《急就篇》是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一种字书,然学界对其研究至今仍存分歧,亟需学者结合新出土的简牍材料,廓清《急就篇》传统研究中相沿成习的陈说,还原其名实的本来面目。要之,《急就篇》之标题本意为使用高长、窄狭且奇异之觚写就的字书,《急就篇》之文本既可用于正字,还兼作蒙童的识字教材和吏员习字的字范,具有三位一体的性质。

从西北简牍残纸看古代文书之美

古代文书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西北地区新疆古楼兰遗址出土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简牍、纸本墨迹相对较多,又以《楼兰木简》《楼兰文书残纸》等最为出名,其历经千载而纸墨如新,字体类型多变,内容主题丰富,反映出魏晋时期书体演变多姿多变的特点。简牍残纸的出现,不仅映射出中国纸工艺的发展演变历程,亦为研究魏、晋、十六国书风的演化提供了珍贵的实证资料。

论汉魏晋辞赋对两晋书体文之隐性融衍

两晋书体文多为叙述性,与赋之铺陈颇为接近,因而易受赋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的写作方法,引入辞赋题材,改变原有体制。而汉魏晋辞赋常见的招隐、劝讽、叹逝等主题情志对两晋书体文的隐性融衍,更是促进了书体文的发展与演变。这种隐性融衍,不仅扩大了书体文的表现范围,使之承载了原先所未有的情感内容,亦使其能够关涉义理,服务于现实需要,充满时代活力,语言张力亦随之扩大,更具感染人心的力量。

北朝书体演变的生动见证——《王绍明墓碑》碑主身份及书法价值考略

《王绍明墓碑》刊刻于西魏大统四年(538年),1979年发现于今甘肃省秦安县西川镇境内,该碑面世以来书法界鲜有考证研究。从碑刻内容及形制分析,应是一方西魏时期罕见的小型墓碑。依碑文提及的官职、军号和籍贯等信息合并分析,可断定碑主应为出生于今甘肃省秦安县境内,任职于河州的军事将领。碑文书法布局规整,字型扁长,字体楷书意味明显,拙雅互用,笔画带有隶书痕迹。由于秦州地区东接关中平原,西通河西,加之佛教东传等因素影响,该碑书风上既有“凉州书体”的基本特征,又深受“长安书体”的影响。《王绍明墓碑》与同时期河西陇右地区的石刻一道,构成了北魏西魏之交书体变革的生动景观和独特审美现象,因而颇具书学价值。

文人印的兴起

正像书法的各种书体在唐代已经基本宣告完成一样,唐代的印章在这一时期也已基本完成它的衍化,除了大量的没有多少艺术性而言的官印之外,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私印”在文人阶层的出现。首先,何为“文人阶层”?“文人”应该是在具备古典文化修养与吟诗作文的读书人的基础之上,又善为书画、音乐、鉴赏、园林、美食等艺术活动者。

秦书同文政策营构与篆隶书体双线发展——以出土秦简为中心

秦书同文是汉字发展史中时间较早并由政府直接干预的文字规范运动,是汉语汉字史与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书同文出于政治需要和现实功用,虽将秦小篆确立为官方正体,然并不排斥秦隶作为日常手写体与其共同丰富秦文内部字体多样性的可能。书同文本质为改革六国异体,推行秦小篆,但受秦代书写类型和书写者身份的转变,以及书体自身发展规律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结果是形成了篆、隶书兼行的局面。秦简牍作为现存秦文字资料的重要种类,对于考察早期中国文化政策与文本生成、书体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

河西简牍书法书体演变与笔法特征刍议

甘肃河西地区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是中国古代简牍最丰富的蕴藏地之一,主要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这些简牍出土于汉代边塞鄣燧、关城、邮驿等遗址,其内容多为屯戍相关的各类文书、器物簿、律令、诏书、医方、典籍等。受汉代诸多书体齐头并进的影响,简牍书法出现了篆、隶、行、草、楷等书体的共同发展。这些文字的书体源流和笔画演变,从书法角度而言,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为后世更好地了解和学习河西简牍书法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资料。

观看书法展览的三个步骤

同学们,当你们漫步在墨香四溢的书法作品展厅内,面对着古往今来不同书体、内容的书法作品时,是否有过“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炫目迷乱之感?是否只能发出“哇,太好看了……”的苍白赞叹?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要知道,看展是个名副其实的技术活儿,今天就来向大家介绍观看书法展览的三个步骤。

名篇赏读·《书体的种种名称》

读一读(全文共计955字,建议阅读时间1分钟)书体的演变过程中,以及某种书体结构形态定型之后,书体的名称并不统一。比如篆类的字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籀文、大篆、小篆等不同名称;草书又有稿书、章草、今草之别。隶书、行书、楷书也有种种别名。很多时候,人们命名书写体式,是根据用途而言。

稚笔书古意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也是传统文化的基石。从甲骨文到真、草、隶、篆、行六种书体,历经几千年的进程,演变出严谨的美学规范。书法是无声的音乐,心性有多少种节奏,笔画就有多少种变化;书法也是无法代替的民族语言,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对于少儿来说,用心感受书写的过程体验,以放松而认真的状态进行创作,可在点画之间表达心性。

一种笔段序列匹配联机汉字识别方法

文中针对行书体汉字的识别，提出一种笔段序列匹配汉字识别方法．选择笔段数、笔段书写顺序、笔段位置作为主要的识别特征．首先，在预处理阶段，为了减小汉字类内分散性，采用笔段密度均衡化非线性规整法对笔段位置进行了非线性规整；进而在笔段序列的基础上，采用动态规划算法寻找待识笔段序列与候选笔段序列的最优匹配路径；根据此路径，得到匹配笔段集，缺少笔段和多余笔段；然后计算出待识字与每个候选字的识别距离；最后，对识别距离排在前１０ 个的候选汉字，利用匹配笔段集，选择其它特征，作进一步的判别，从而得到最终的识别结果．实验结果表明，本识别方法对于书写较潦草但笔顺比较稳定的行书体汉字。

中国古代“说书体”小说文体特征新探

“说书体”小说是指在民间说书基础上形成的通俗小说。该类小说因为在不同程度上秉承了民间说书的艺术基因,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说书艺术规律的制约,因而它们在人物塑造、情节模式、叙事旨趣、文体形态、语言程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民间说书的艺术特征。对此,只有联系民间说书,才能作出较为确切的认识和评价。

东汉镇墓文考述

镇墓文是指东汉中后期出现的用朱砂写在镇墓陶瓶陶罐上的解殃文辞,目的主要是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为地下死者解适祛过,免再受罚作之苦;同时也是为了隔绝死者与其在世亲人的关系,使之不得侵扰牵连生人。对东汉镇墓文的数量、著录、内容、功能、书体及其与早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隶书、分书实乃两种不同的字体--关于隶书命名的思考

一直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汉字学意义上的隶书包含了分书,蚕头燕尾、波磔明显的分书是隶书成熟的标志。而实际上,人们日常所称、所见、所写的隶书,却都是蚕头燕尾、波磔明显的汉字书写形态——分书。仔细考察隶书与分书的产生、发展过程,对照出土的历史资料,我们发现,隶书和分书各有自己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形体结构和书写特点,是两种不同的字体。与小篆、分书相比较,主要书写于简牍上的隶书平直简易,是本源意义上的隶书,我们可命之为简书。只有这样,才可避免隶书称谓和使用上的混乱。

论姜夔《续书谱》中的书法美学观

姜夔《续书谱》是对孙过庭《书谱》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在书法理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书法美学观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楷、行、草三种书体特征的评析,崇尚魏、晋楷书的"飘逸之气",强调草书灵活多变的特性,最推崇王羲之的行书。二是对用笔、用墨等技法的见解,具体分析了执笔、运笔、笔画形态、笔势等,主张用墨要有变化,力避单调。三是阐述习字的途径,包括摹书、临书。四是推崇书法作品中的风神和书家的情性。

汉字的外圆内方性及方圆格的应用

汉字书体的演化经过了篆、隶、楷、行这几个大的阶段,对各种书体的形态结构进行概括、归纳,就可发现,汉字本身的形态结构并不是纯粹方形的,而是一种外(椭)圆内方形的结构,这种“外圆内方”是华夏民族“天圆地方”的传统思想以及人们的普遍审美标准所形成的。因此称汉字为方块字是不准确的,而称之为“外圆内方字”则更能说明汉字的文化内涵和结构特征。由汉字的方圆性所发明的符合面积黄金分割的“方圆格”,对习练者书写规范汉字,缩短习字时间,提高习字水平,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雕版印刷对宋代汉字的影响

雕版印刷在宋代的广泛应用 ,给汉字形体带来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字形规范和字体特征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 ,雕版印刷与以前的传抄形式相比 ,字形变异的几率大大降低 ,再加上宋版书籍刻工讲究 ,校勘精细 ,使得宋代汉字形体进一步走向规范 ;宋代刻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笔画瘦硬、横平竖直的字体风格 。

中国书法书体名称英译对中国书法史的误读

中国书法粗分"篆、隶、楷、行、草"五体。五体初非并存,乃按一定规律取长补短,孳乳演化,其演变勾勒了中国书法的发展史。而多种权威汉英词典对该五体名称的英译,有多处对中国书法史,乃至汉文化的误读。本文从书法史入手,剖析误读,并结合词典词条翻译的特点,试提出参考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