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状”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杜预注:“言其无德居位者多,故责其功状。”以为献状是使曹共公献那三百乘轩(大夫车)者的功状。晋文公数曹共公的罪有两桩,一是不用僖负羁,二是乘轩者三百人。不用僖负羁,是不听僖负羁的苦谏,《国语》、《史记》对此均有记载。而乘轩者多至三百人,哪能责令共公—一献功状?

中国早期史书对情节的处理及对叙事体例的突破尝试——以“重耳出亡”为中心

一“重耳出亡”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春秋前期,这一事件对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件的主人公重耳日后成为春秋前期的霸主,跟随重耳出亡的若干位大臣也确立了在晋国的政治地位。尚永亮先生近期即撰文对此事件予以关注,尚先生从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出发,疏通了此事件的发展过程并与先秦时期其他相关事件进行对比,认为此事件符合“‘弃逐—救助—回归’这一弃逐文化的基本母题”,并且“已形成上古时代嫡庶争斗、子臣遭逐的恒定模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