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欧洲旅行叙事与世界想象——以《曼德维尔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传播广泛的“东方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以跨界文学实践,将来自各方的朝圣记录与东方见闻演绎成为一部兼收并蓄的博学之作;同时又以独特的欧洲视野,将古典地理学传统与圣经宇宙学框架整合为一幅令人遐想的世界图景,创造了近代早期拉丁基督教东方叙事经久不衰的文本权威与诠释魅力。深入考察该作品蕴含的多元文本特征、神圣空间观念与旅行写作意图,不仅能够还原欧洲旅行叙事虚实重叠的中世纪传统,而且有助于凸显中世纪东方在近代早期欧洲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及其影响,进而释放中世纪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史现象与全球史场景应有的丰富意义空间。

“曼德维尔悖论”中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三个重要前提——兼论其在伦理学发展史的理论意义及自身局限

“曼德维尔悖论”尽管在形式逻辑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从感性的“私恶”出发论证公共理性产生的独到视角,使其在近代伦理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转折性地位.通过对私恶与道德、经济、政治之间关系的探讨,从道德实践的动机、现实物质基础与效果三个维度理解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可以形成对“曼德维尔悖论”的批判性认识.在理论上,“曼德维尔悖论”使近代伦理学研究开始关注到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为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问题导向,化解了动机论与结果论的片面性,为解决动机与效果间的一致性问题提供了方案.但该理论本身也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阶级的局限使曼德维尔将恶的产生仅仅归结到人性,并寄希望于“优秀政治家”的善良意志,因而无法像马克思那般深入到历史本质性维度发现“资本逻辑”的影响并提出变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的设想.

外部效应原则:现代消费伦理原则的凝练与归一——兼对曼德维尔悖论的修正

现行消费伦理原则存在理论模糊、标准不清、践行难度大、指导力弱等诸多问题,但并不代表消费秩序是按"曼德维尔悖论"逻辑演进。外部效应原则从消费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双重维度体现对消费关系与消费程度的注重,涵括了诸多现行消费伦理原则的本质要求和对消费主义伦理原则的批判与反思,体现较强的工具价值、资本价值和应用价值。该文将现代消费伦理原则凝练为单一的外部效应原则,符合应然性和实然性要求。该原则创立了消费选择的一种思维范式和评判标准,对认识及消除现代消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欧洲中世纪一部最流行的非宗教类作品——《曼德维尔游记》的文本生成、版本流传及中国形象综论

作为欧洲中世纪一部最流行的非宗教类作品,《曼德维尔游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这部极富想象力的散文体虚构游记,给基督徒们展现出许多陌生世界的生动图画,与《马可·波罗行纪》一起首次真正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中国持久而浓厚的兴趣。尽管曼德维尔曾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但他充其量是个乘上想象的翅膀、身在座椅上的旅行家,《游记》自然为面壁之作。曼德维尔对蛮子国、大汗王国的虚构传奇,以及祭司王约翰的神奇传说,无不展示着中世纪晚期人们的想像欲望,他们需要有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以此作为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某种启示。这当是我们观照《曼德维尔游记》时,所不应忽视的阅读策略。

亚洲景框与“世界图像”的视觉隐喻——《曼德维尔游记》对前文本的“替补”及近代早期的认知范型

《曼德维尔游记》隐喻地表达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认识范型。《曼德维尔游记》中的亚洲记述,大量借用了《鄂多立克东游录》中的相关内容。在两部游记重复的部分作一比较,可以发现相同的路线和内容背后是不同的叙事与结构。《鄂多立克东游录》快捷、简约的场景转换在《曼德维尔游记》中遭遇了延宕、阻隔,场景之间的持续性意义联系也就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危机。《曼德维尔游记》的每一个场景都将偶然地拣选出某个个体观众,并且单独地将其"摄入"。个体性的画面型构了个体性的意识,个体化的进程就此开始。《曼德维尔游记》的叙事者与受众成为异域景观或"存在者"的主体和中心,这意味着"世界图像"时代的来临。"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与绘画透视法原则确立"中心点"是同一件事情的同一个过程,于是,透视化的亚洲景框就发明了亚洲的"他异性"景观。《曼德维尔游记》中,虽然亚洲的"他异性"被叙事者和读者强行带入或关联于自身,但"替补"机制的运作又瓦解了现代欧洲主体意识的自足性。

中世纪欧洲作家眼中的中国形象——谈《曼德维尔游记》中的中国(契丹)形象

本文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和其他理论,探讨《曼德维尔游记》一书中塑造的东方中国形象。但由于曼德维尔以游记的方式塑造的中国(契丹)形象除了虚构、幻象外又具有某些真实成份。这种异域形象塑造的双重性,体现出异国形象塑造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略谈曼德维尔悖论

曼德维尔悖论是"个人的私欲,公众的利益"。悖论告诫人们,人充满欲望,为欲望所驱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奇特的是,私人却促成了社会的繁荣。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在追寻利益最大化时,人可否有道德?功利主义认为,道德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

曼德维尔悖论——关于现代危机的制度根源的研究(十二)

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无不享受现代商业文明带来的舒适与方便,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作为现代商业文明原理的曼德维尔悖论。了解曼德维尔悖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深刻认识现代商业文明,而且将有助于我们发现现代危机的制度根源。本文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向社会大众宣讲曼德维尔悖论,阐明现代商业文明原理,解读现代危机的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说明现代商业社会的未来历史发展走向。

李嘉图与曼德维尔经济伦理思想的分歧

大卫·李嘉图和伯纳德·曼德维尔都对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前者代表的是功利主义,后者代表的则是利己主义。尽管他们都强调个人利益对社会利益的作用,但二者之间又有根本的分歧。以李嘉图的一般幸福原则为例,并与伯纳德.曼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进行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两个学派的根本歧异。其中最重要的歧异就在于,利己主义显然有意地藐视了社会的道德,而功利主义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公正的追求。

从美德到文雅——曼德维尔论现代社会的气质

曼德维尔是英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为新社会进行辩护的重要思想家。在他看来,传统的禁欲主义美德观如今已显得不合时宜,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激情与欲望是经济繁荣的背后动力,而美德与其背道而驰;而另一方面,美德作为驯化人性的手段,因其要求最为强烈的自我克制,很难有一贯的遵从者。文雅在曼德维尔看来与现代社会的气质更为契合,这是因为它需要的自我否定更少,它只是隐藏激情,而非消灭激情。曼德维尔的这一观点对于审视今日中国语境中的古今之争,以及由富强走向文雅的期待,都能提供不少启发。

行政决策的利益视角分析——从“曼德维尔悖论”谈起

将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动机因素导入到政府行政决策的研究视野之中,使行政决策从所谓“绝对公意”的表达转向了一种“利益博弈”的价值分析。把行政决策的研究放入相对理性化的利益分析框架中,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文学·宗教·世俗:中世纪东方游记的杂糅书写——《曼德维尔游记》中的中国形象解读

作为中世纪晚期传播最为广泛的东方故事之一,《曼德维尔游记》对中国形象的呈现深受中世纪文学发展自身轨迹和时代历史文化语境的多维影响。通过宗教传奇与离奇旅行小说的书写方式,游记反映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信仰诉求,寄寓了中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的世俗愿景,创造了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神话”经久不衰的巨大魅力。

中世纪镜中幻像:《曼德维尔游记》的中国修辞建构

中世纪是中国赞歌的发轫期,中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根据自身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异域经验模式构筑的文化他者,成为财富与君权的象征,表达了资本主义早期萌生的世俗精神。实际上,中世纪西方文化创造了一个普遍接受的"西方之中国",这并不指涉现实中国,而是表现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中他者想象的模式,并为表述中国提供观念、意象和词汇体系。本文将从修辞幻象角度,分析《曼德维尔游记》建构的中国形象的幻象主题及修辞视界。

曼德维尔的经济思想——以《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为中心

曼德维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因其一部著作《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让他声名狼藉,本书及作者成了千夫所指、众矢之的而知名度却大大增加。在此书中作者认为,人生来就是一种自私、难以驾驭的动物,而正是人的这个恶德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同样是这部著作,在20世纪初,其中包蕴的经济思想开始被人们所重视,原先对曼德维尔思想及观点的看法在逐渐修正,好评开始降临于曼德维尔身上。

同情、骄傲与社会性——斯密的曼德维尔批判再考察

曼德维尔的道德体系在《道德情操论》中遭到了斯密的严厉批判,但斯密的这一批判很难说是真正成功的,他的"同情"并没有与曼德维尔的"骄傲"真正拉开距离,他的道德学说仍然带来鲜明的曼德维尔的印记。但他们在社会的自然性还是人为性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曼德维尔那里,道德的产生、人之社会化离不开"政治家"的努力,他致力于探询的是一系列驯化激情的政治技艺;而斯密的道德心理学则没有了"政治家"的位置,他试图揭示的是道德的自然生成机制,在斯密那里,社会成了自然的一部分。

对曼德维尔“私恶即公利”观的思考

曼德维尔最早向人们揭示了个人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会推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他的这一观点已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无法挣脱的噩梦,那种过于膨胀的自利心和个人利益至上的"经济人"取向已经给现代社会和人类文明带来了种种恶果。人要真正成为目的,人类社会要有更美好的未来,必须正确理解和对待"私恶即公利"观,必须使人的自私心处于一个适当的限度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公正有序的社会制度得到普遍遵守。

中国市场经济下的道德转型问题的思考——兼评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及休谟之“正义”的启示

当今中国正处在巨大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冲突致使人们思考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整合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当代道德转型中现状的描述，以及对曼德维尔和休谟对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的不同观点的分析，来试图说明对于当代的中国，我们应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市场经济下道德的作用问题。

商业社会的人性与政治曼德维尔论社会性与商业国家

晚近的思想史研究对商业社会性和商业国家的考察,揭示了政治道德哲学在18世纪相对于此前的决定性推进,但是学者们尚未注意到曼德维尔在这一变革中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曼德维尔借助以礼貌和虚伪为核心的“社会性”概念革新了霍布斯的人性论图景,阐释了商业社会秩序背后的人性逻辑;另一方面,他始终重视政治视野,强调国家在建立和维持大型商业社会方面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曼德维尔之所以愿意接受在道德上相当可疑的现代商业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对国际环境的清醒认识。他对商业社会的政治力量和道德困境的深刻洞察,决定性地塑造了此后政治道德哲学的发展走向。只有将道德和政治维度纳入考察视野,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商业社会”的理论意义。

《曼德维尔游记》里的中国——“普遍史”视角的考察

中世纪欧洲的著作《曼德维尔游记》以"普遍史"为总的思维框架,将东方的中国塑造成一种多面形象:东方的中国与基督教世界因"诺亚"而同渊源,但也因"诺亚三子"之异而彼此本质上有别;东方的中国的"汗"是上帝意志的践行者;东方的中国承担基督教世界赋予的"圣地拯救者"的角色,拥有至高无上的财富、技艺与国力。这一形象的多面之间并不矛盾,而是恰恰反映了基督教世界自我认知与诉求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基督教世界在信仰上自居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在自身之外寻求最强大的拯救圣地的力量。曼德维尔的东方的中国"惊异之事"叙述正符合寻求这种拯救力量的逻辑,因而不应被视作"东方主义"式叙事;而其"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也因此在使用上有其限度。曼德维尔的叙事表明,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世界历史"观以圣地为世界中心,以上帝创世而非"史前时代"为起点,以信仰而非我们的"求真"目标为目标。以"普遍史"为视角考察曼德维尔的中国叙事,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中世纪欧洲"世界历史"观的认知,更可以更新我们对曼德维尔笔下的东方的中国形象的认识。

透过《曼德维尔游记》看西方中世纪晚期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中世纪晚期,当《马可·波罗行纪》在意大利风行一时之时,在欧洲另一端,英国读者则开始阅读另一部关于东方的故事,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几乎与《马可·波罗行纪》不相上下,这部书就是《曼德维尔游记》。该书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当时最容易为读者接受的通俗小说的叙述方式,并综合了那个时代所拥有的关于东方的所有传说和事实,在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期待视域下构筑了一个类型化的中国形象。本文拟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考察中世纪晚期这一出自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及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