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昭《大中国志》中的汉字字体名称研究

汉学名著《大中国志》介绍了汉字的四种字体,因只标了注音,未写汉字,引发后人诸多猜测,特别是第二和第三种字体,争议颇大。何高济认为第二种字体为行书,孟德卫、计翔翔、陈辉、董海樱等学者认为第二种为楷书,第三种为隶书。但大量资料证明第三种不应为隶书,而是行书。《大中国志》介绍的汉字四种字体应分别为篆书、楷书、行书、草书。

曾德昭《鞑靼人攻陷广州城记》译注并序

明清鼎革之际,广州两遭劫难。第一次是1647年初,李成栋、佟养甲率清军攻占广州,广州惨遭洗劫。次年因李成栋归附永历帝,广东重新回到南明政权控制范围。关于这一次广州劫难,当时在中国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阿泽维多(Manuel de Azevedo,1581-1650)编纂的《中国的战争、起义、皇帝之死及鞑靼人侵入报告(1642-1647)》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曾德昭与英国前汉学文本《大中国志》

首先简要介绍曾德昭(1586—1658)生平及英文本《大中国志》(1655)所依据之意大利文译本的历史。本文随后研究英文译本的标题页如何被改写以减少该书的耶稣会色彩。同时本文还讨论了匿名的英文译者在翻译意大利文本时使用的方法。之后本文研究了《大中国志》的结构、叙事技巧和作者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本文最后一部分分析了英文译本在描述中国、中国地理、城市、政府及文化的英语词汇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明清在华耶稣会士面向西方描述的江西

初步梳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在江西的活动线索,具体论述利玛窦、曾德昭、殷弘绪等人如何向西方介绍江西。不仅将其看作明清时期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更着意说明江西并非耶稣会士来华最重要的目的地,而是由于江西当时尚处于南北交通要道之中,因而获得一种"便道"交流的机会,从而首次被介绍给西方世界。这一研究可以为透视1840年以后逐渐失去"便道"交流机缘的江西历史进程,提供一个参照物。

传教士和中国科举制西渐

中国科举制是通过传教士传播到西方去的 ,利马窦和曾德昭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科举制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参照物 。

范礼安的本土化策略(二)

从1574年9月6日抵达果阿，到1606年1月20日在澳门去世，范礼安从未踏上中国内地，相传他曾面对中国内地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曾德昭，《大中国志》，213页）。

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人对国乐的译介研究

自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著述牢牢把控着国乐译介话语权,将中西方音乐文化之间的“不同”解读为“不及”与“原始”,塑造了国乐在西方的负面形象,对当前国乐译介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考察史料发现,利玛窦、曾德昭、杜赫德、阿里嗣的著作和《大英百科全书》(第七版,1842)等著述是这些负面印象的主要权威来源。当代国乐西传的译介实践应重新审视这些不利因素,进而探究如何有的放矢地进行国乐的译介与传播,逐渐清除西方社会对国乐的负面印象,以期为新时期的国乐西传、文明互鉴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持。

“科学”话语下的中医现代化之思

1583年2月13日,利玛窦在进入中国内地前夕于澳门地区写给帕多瓦耶稣会神父的信中,极力称赞中国医学。稍晚于利玛窦,1613年抵华并最终在中国居住20多年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

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

美国"新清史"学者欧立德等人认为,欧洲称中国为"中华帝国",是17世纪中叶以后才有的事情,其中,清朝入关并通过征服建立大清国,可谓欧洲论述里中国从"地区"或"王国"跃升为"帝国"的重要转折点。大量欧洲古文献证明,其基本观点和一些具体说法存在问题。早在明朝时期,欧洲通过耶稣会士等媒介,将中国称之为"中华帝国"的说法已然确立并初步流行开来。欧洲人最初所谓的"中华帝国",恰是对"大明"及其此前中国的一般感知与印象。当时在欧洲,"帝国"一词的使用较为宽泛,如果简单地从今日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社会学所界定的"帝国"概念出发,去说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帝国"概念之内涵及其使用,重构欧洲早期汉学知识的系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易经》在西方早期的传播

从１６世纪以后，西方人在介绍中国文化时已开始注意《周易》，《周易》在西方的传播成为“中学西传”的重要内容。本文就是对《周易》在西方早期的传播做一个初步的梳理。《易经》本属儒家经典之一，欧阳修曾说“孔子生於周末，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古筮用也，乃...

南明使臣卜弥格的中国随从——教徒郑安德肋史事考释

19世纪之前,由于中西交通的不便,出访欧洲的中国人少之又少。一般以为,明清之际最早到达欧洲的教徒是郑玛诺,他也是第一位中国籍耶稣会士。之后比较著名的还有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赴欧的沈福宗,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任（Artus de Lionne,1655-1713）赴欧的黄嘉略,跟随意大利传教士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1662-1720）赴欧的樊守义,还有跟随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赴欧,并在其所创圣家书院学习的一些中国教徒（其中较著名的有殷若望与谷耀文）。

明清来华耶稣会士与中国道教文化

明清之际,有多位欧洲耶稣会士为了传播基督教来到中国,他们来华后学习中国儒家经籍,了解中国文化,其中也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道教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带着宗教功利的有色眼镜("索隐派")来研究道教,尽管如此,仍然使西方世界看到了几分相似。

明清传教士关于中国政治的理想化描述

从十六世纪末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中国是地球上治理得最好的土地时开始,所有十七世纪描述中国的文章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提供有关信息的主要是在中国长久生活的耶稣会士,而来华的使节、商人与海员只是它的补充。如果说十七世纪欧洲知识界的思维大体还被宗教问题所占据,那么步入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知识界对教会事务和宗教辩论的兴趣明显已开始让位于对世俗政治事务的关心。

耶稣会士汉学家安文思及其《中国新志》

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士来华。他们遵循利玛窦(M.Ricci,1552—1610)制定的'适应'策略,将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了解中国社会作为在华成功传教的首要前提。一批传教士汉学家应运而生。安文思便是其中杰出的一员。一安文思生平安文思西名嘉庇厄尔·玛加尔纳。在葡萄牙文中写作Gabriel de Magalhaes,法语化后作Gabriel de Magaillans,也有写作Magalhaens或Magallans、Magallanes、Magalhanes的。安文思于1609年出生于葡萄牙科因布拉州佩特罗加斯村,其祖上曾出了个著名航海家麦哲伦(Fernao de Magalhges,约1480—1531)。

遥望中国——简介基歇尔的《中国图说》

对17世纪的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东方是一个神奇的梦,从15世纪开始到入华耶稣会士,一本本游记、一封封书信,像一阵阵清风吹进欧洲那中世纪的城堡。异国的风情,悠久的文化,富饶的物质生活,美丽的传说,所有这些都令欧洲人怦然心动。于是了解中国、遥望东方成为社会的时尚。

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

西方传教士对明清之际中国婚姻的论述许敏１６世纪后期至１７世纪，西方世界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西方的史学冲破神学的牢笼，将研究对象逐渐转向世俗文化。受这种新史学思想和近代科学精神的影响，当时西方到世界各地传教的神学人士，除重视撰写艰苦的传教史外，开...

何大化——一位被历史遗忘的耶稣会历史学家

在明清天主教入华史研究中,学者多着墨于少数著名教士,如罗明坚、利玛窦、艾儒略、柏应理、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以及有"开教三大支柱"之称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入教大吏,而忽略了对基督教入华队伍中其他成员及广大华人教民的研究。只有尽可能地广泛研究传教士的情况,才能从整体上评估天主教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明清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二)

17世纪后,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再是葡萄牙、西班牙人的'一统天下'了,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等后来居上。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一是大量耶稣会士来华,据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统计,16世纪来华欧籍会士仅18人,而17世纪却猛增到196人。这些会士急需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以达到推广天主教的目的。正如法国会士李明(LeComte)所说,学好中国语言文字。

明清欧人对中国文献的研究和翻译(二)

《中国哲学家孔子》分为4大部分,共412页,并附插图。书上列有4位编者的姓名,依次是殷铎泽·恩理格(Herdtrich,奥国)、鲁日满(Rougemont,比利时),柏应理。第1部分是柏应理给法皇路易十四的献辞;第2部分是导言,

明清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三)

葡人安文思的《中国新述》,其手稿作于1668年。比利时耶稣会士、著名汉学家柏应理(F.Couplet)于1681年从中国返回欧洲时,发现了安文思的这一遗作,认为很有价值,便取走了安文思的手稿,最后,手稿的幸存部分被人译为法文,于1688年在巴黎出版,以后又不断被重印。在《中国新述》中,安文思也表现了他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