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致李鸿裔未刊信札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曾纪泽致李鸿裔信札5通,均作于同治年间(1862—1874年),此前从未公开发布。这些信札包含了丰富生动的细节,对丰富完善《曾纪泽集》的内容,对研究曾纪泽奉母北上保定沿途的情形,曾国藩幕府中诸人的生活状态,曾纪泽与李鸿裔的诗文交流等,均有一定的价值。

略述对曾纪泽外交策略的认识

曾纪泽在作为驻外使臣期间,多次负责对外交涉,在中俄伊犁谈判与中法交涉中运用“重界轻商”“备战保和”以及“底线意识”等策略,据理力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曾纪泽以维护华民、华工利益为己任,谨慎定约维护华工的权益,并建议清政府在外设立领事以此保护在外华民利益。最终,曾纪泽运用外交策略妥善交涉完成清政府交予的任务。

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曾纪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中西文化是曾纪泽外交思想的源泉。他是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外交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发展的方向。中俄谈判和中法交涉无疑体现了他的外交思想。他既不同于主和派 ,又不同于主战派。

试评曾纪泽的近代外交思想

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 ,是近代史上成功运用现代意义的外交思想办外交的杰出代表。本文着重对其近代外交思想的局限性和积极影响进行评价 ,以说明曾纪泽对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近代”已近“晚清”未晚之际——论曾纪泽的西学知识结构与域外诗创作

曾纪泽出生于湖湘世家大族,学问淹博,且具有良好的西学知识结构。作为郭嵩焘之继任者,他前后八年驻节英法等国,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域外诗歌,包括纪程记事、写景咏物、寄思怀人等作品,历来较少为学界注意,然而置于“近代已近”“晚清未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其特殊的文学和社会学价值。他在出使前赠送外国人士的中西合璧诗,是近代诗史上一种有意味的尝试性写作;出使后创作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及画狮子题诗,与近代民族主义“醒狮”论的产生具有密切关联,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典型事件,影响甚巨,应予充分的关注和研究。

曾纪泽近代开放意识综论

曾纪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洋务外交家,其近代开放意识对他所从事的外交事业助益颇多。推究曾纪泽开放意识的成因,主要在于时代背景、家世影响、个人因素三个方面。曾纪泽的开放意识涉及面极广,集中反映在他对闭关锁国政策、西方外交礼仪、中西通商、西方国际法等问题的看法上。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曾纪泽的近代开放意识仍存在诸多不足,这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

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误译与误读

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的曾纪泽,于1887年在英国《亚洲季刊》上用英文发表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但传世的中文版《中国先睡后醒论》并不是曾纪泽自己翻译的,而是颜咏经等人翻译的。这篇中译本,有许多错误,包括漏译、误译、增译等。根据这篇被颜咏经等人误译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有学者认为曾纪泽是在"公开地向侵略者献媚",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曾纪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反侵略的立场"。其实,《中国先睡后醒论》中的许多思想,并不是曾纪泽本人的,而是由于颜咏经等人的误译造成的。因此,在利用翻译文献时,应当小心谨慎,更不能在误译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误读。否则,就会得出与原文相反的结论。

曾纪泽与赫德的争斗

曾纪泽是外交官,赫德是总税务司。赫德插手中法谈判、中英谈判、排斥中国外交官,引起曾纪泽的不满,以致频频将赫德不愿公开的信息透露给报界。在中葡澳门交涉方面,双方意见更是尖锐对立,明争暗斗,直至曾纪泽逝世。

《咏技艺》：晚清公使曾纪泽翻译的一首英文诗

晚清驻英公使曾纪泽翻译的一首英文诗《咏技艺》,刊载于1887年1月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是清代外国诗翻译的一份别具价值的史料。曾纪泽翻译此诗,缘于他对英诗的长期爱好,又与他和作者傅澧兰(Freeland)的个人交往密切相关。比较而言,在近代较早出现的译诗中,《咏技艺》的水平是最佳的,其尝试本身,在中国诗歌翻译史上,值得纪念。除翻译本身可圈可点,《咏技艺》还有几个明确的优点:(1)时代较早;(2)由一个懂英语的中国人独立完成,是符合现代意义的真正的翻译;(3)诗歌翻译的自觉。《咏技艺》的翻译,证明丁韪良所说曾纪泽英文水平差、"读、写一直都有困难"的评论是无根的。

曾纪泽的国际法认识与实践初论

中国早期驻外公使之一的曾纪泽通过对近代国际法的深刻认识与理解,运用国际法与西方国家进行外交事务上的交涉和谈判,虽然在本质上不能改变晚清政府外交上的弱势地位,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权益。

曾纪泽之西学观探析

曾纪泽熟谙西学,是清末著名外交家。面对西学东渐之狂潮,他继承与发展了其父辈如曾国藩、郭嵩焘等的"以夷制夷"思想,主张以"变"来回应西学,着力培植国内通西学之人才,并主张从器物到制度层面全面学习西学,批判性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达到依"法""和西"的和谐世界。

曾国藩、曾纪泽父子日本观之比较研究

曾国藩对日本怀有开放的心态,重视日本,因而积极促成了中日邦交近代化;曾纪泽在出使欧洲期间,中日关系因为争夺朝鲜变得异常紧张,他对日本的认识前后经历了由联日到防日再到联日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总的来说曾纪泽并没有真正重视日本,对日本侵略野心始终认识不足。

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与政策主张

曾纪泽自1878年出使欧洲以来便一直关注着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而他对朝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从国际关系大局角度考虑朝鲜问题的认识与主张,在晚清第一代外交官队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到1885年奉命回国后,他在总理衙门等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关注朝鲜问题,尤其对沙俄势力觊觎朝鲜表现出深刻的忧虑并曾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却因英年早逝而未能进一步有所作为。曾纪泽有关朝鲜问题的认识与相关政策主张,理应成为19世纪末晚清对外关系史及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迎拒之间:论曾纪泽对公法的认识及运用

曾纪泽公法维权思想是在全方位扩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与落后的中国古典文明的激烈冲撞中产生的。曾纪泽对国际公法的多面认识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肯定公法的现实意义与精神意义,所以主张接纳公法;另一方面,曾纪泽并不迷信公法,而是主张有选择地援用公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曾纪泽并无意将公法作为处理与藩属国关系的准则。其对公法既承认又保留的迎拒心理反映了近代知识界对国际法是否可恃的矛盾心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则鉴于中国国势日弱及国际公法在中西交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加强了对公法的重视、认识及运用;二是源于对世界强权政治的实质性认识,使曾纪泽对列强主导下的公法有所保留;三则其对包括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在内的中国的制度、法律、文化仍具有强烈信心。曾纪泽对公法的多面认识及灵活运用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脉络,具有实用性,也受传统思想、个人能力及时代主流的桎梏,存在诸多局限性。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析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的成因

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 ,其近代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究其近代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 ,是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西方思想观念和曾国藩、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等客观因素 ,以及曾纪泽的个人素质。

公法抑或虚礼:试论曾纪泽的公法观

曾纪泽对公法态度的充满矛盾,由高度推崇到多有保留,其转折点恰是在他准备中俄修约谈判期间。中俄修约期间及其以后,曾纪泽虽同样未曾放弃利用公法维护国家权利的努力,却很少再提及公法对包含中国在内处于劣势的亚洲国家的适用性。究其原因,一是他对公法自身困境的认识;二是他所处时代中国处理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尚未全面解体,他对包含律法在内的中国文化还持有信心。

试析曾纪泽的近代国际法意识

近代国际法是处理近代国际关系所遵行的基本准则。曾纪泽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 ,在外交实践中对近代国际法进行了认真学习、研究和大胆的实践 ,形成了其近代国际法意识 。

曾纪泽解职与《李福协定》的订立

1884年春清政府应法国政府要求解除驻法公使曾纪泽的职务,并排斥于中法和议之外,批准《李福协定》,标志着清政府对法妥协,在越南问题上由干预向“脱身”的政策性转变。

据理力争 刚柔互用——曾纪泽赴俄谈判策略述评

"弱国无外交"。1881年2月,曾纪泽却成功地改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里瓦基亚条约》所丧失的部分权益,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积极的影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曾纪泽个人素质和灵活机智的斗争策略是改约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