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裕钊作文作诗皆受曾国藩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却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黎庶昌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国藩重用。薛福成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黎庶昌的老师杨开秀墓碑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新舟人,晚清外交家、散文家,曾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之一。杨开秀,字实田,贵州遵义绥阳郑场人,清代举人,以教书为生。黎庶昌在家乡上学时,杨开秀曾是黎庶昌的老师。黎庶昌作为“遵义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名为很多人所熟知,而作为其师的杨开秀,则较少有人知道了。

西学东渐背景下晚清桐城派的经世思想——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为中心

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学人,承继桐城派的经世思想,“采西学,制洋器”、振兴商务、革新教育制度及学习西方政治,适时而变,顺应时代潮流。他们的经世思想及实践,既突破了长久以来的“夷夏之防”观念,也对传统义利观作了修正,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藏书大家傅增湘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沅叔,别号双鉴楼主人,晚号藏园老人,四川江安县人。祖父傅诚,曾任河北白河通判。父傅世榕历任河北藁城、怀安知县。增湘幼年随父宦游出川,光绪六年（1880年）定居天津;光绪十四年（1888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入保定莲池书院师从＂曾门四弟子＂、著名古文家吴汝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公车赴京,金榜题名。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

吴汝纶体育教育思想研究

吴汝纶（1840—1903）先生,清末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师从曾国藩,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作为清末桐城派的一代宗师,他＂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究其原而竟其委＂[1]1538。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学界一直将吴汝纶作为桐城派的一位古文大家来看待,很少有人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

黎庶昌致张文虎函

一、释文啸山先生执事:多年不聆馨欬,久逃空虚,遥望停云,感深旧雨。比惟林泉适兴,杖履优游,皓首传经,固不让济南老伏生也。庶昌扶桑驻节,已易星霜,于国是毫无裨补,不足仰报故人。惟颇搜得古书数种,以之付刻。顾野王原本《玉篇》最为奇古,所惜残佚太甚,仅存零卷十五分之一,然足以破《大广益》本之谬矣。顷者刻成,亟以一分呈览,想丹铅点勘,老眼当为之一明也。手泐,敬颂箸祺。

晚清使西日记中的中西文化观——以《薛福成日记》为例

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人,1838年（道光十八年）生。1865年（同治四年）,薛福成上书曾国藩获得赏识,被延入幕府,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1875年（光绪元年）,薛福成上《应诏陈言疏》,提出＂治平六册＂与＂海防密议十条＂,震动朝野。同年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邀入幕,入参机要,兼理文案。1879年（光绪五年）撰《筹洋刍议》,

吴汝纶的教育思想浅探

一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象近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吴汝纶早年所走过的也是一条科举入仕之道,他于同治三年中举,继而中进士。这位桐城后起之秀深得曾国藩的赏识,与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一起并称“曾门四弟子”。在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既不象张裕钊那样精于八法,又不象薛、黎二人那样有出使西洋的经历,他把主要心血倾注于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从1871年起吴汝纶历任深州、冀州知州,其间曾一度署理天津知府,还充当过李鸿章的幕僚。然而,他不但不想依仗权贵,加官晋爵,反而向往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的恬淡生活。即使在深、冀二州任上,其治亦不忘“以教育为先”,①礼遇贤士而“锐意兴学”。

张裕钊和黎庶昌交游考

张裕钊和黎庶昌同为“曾门四弟子”，但是二人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两人亦师亦友，最后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终两人一生都保持者亲密的友谊。两人在交往中都给与了对方非常大的帮助，使得二人分别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和外交史留下灿烂的一页。

湘乡派散文的爱国主义倾向

湘乡派是近代出现的散文流派。它大约形成于19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兴盛,至辛亥革命后便逐渐衰亡。因其创始者曾国藩(1811～1872)是湖南湘乡人,并且其主要代表作家郭嵩焘、欧阳勋、刘蓉、王闿运、李元度、王先谦等人亦为湘籍人士,其“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虽非湖南人,却都出于曾门而得名。

张裕钊文化园:鄂东南亮丽的旅游名片

张裕钊（1823~1894）,湖北鄂州市梁子湖畔东沟镇龙塘张村人。系晚清官员、散文家、书法家。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的清代书法家。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张裕钊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生平淡于仕宦,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培养学生甚众,范当世、马其昶等都出其门下。为打造张裕钊文化品牌,传承历史文化,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政府与张裕钊后裔共同修建了张裕钊文化园。

地域·师承·传播:湘乡派的建构与追述

湘乡派是以盟主曾国藩为中心而确立的晚清最重要的古文流派,从文派命名及成员构成在文学史上的基本定位来看,地域因素是文派内部得以钩连形成的重要纽带,同时以曾门弟子为代表的非湖南境域内的古文作家对湘乡派的形成也襄助良多。而湖湘文人群体与曾门弟子及幕僚在建构与扩散曾国藩文论思想与文派盟主地位的过程上步调并不一致,在动机、方向、手段等方面都有着相对的疏离性与独立性。而这一差异折射了不同时代背景与政治立场对文学思想的诠释与接受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同时,后世对湘乡派的定义与描述也反馈了对曾国藩文坛盟主形象在不同情境中进行建构的参与者们迥异的文学史地位。

唐传奇校读札记(一)

何延之《兰亭记》"(齐善行)以用吾曾门庐江节公及隋黄门侍郎裴矩之策"中的"曾门",一作"曾祖"、"黄门"。"曾门"即曾祖,作"黄门"误。"吾曾门庐江节公"乃隋少府令何稠,本西城人,家于郫县,仕夏王窦建德为工部尚书,封舒国公,降唐官将作少匠。《莺莺传》中《会真诗》"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二句,"洛城"又作"李城"。作"李城"是,本梁简文帝萧纲《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诗"虽居李城北,住在宋家东"。李城指携李城,又称语儿乡,暗喻西施。

文字虚名终底事——桐城文家张裕钊的坎坷人生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以古文与书法熄耀于世。曾国藩对其尤为称赏，赞其“好学不倦，作古文亦极精进。余门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曾国藩：《求阙斋日记》）。吴汝纶亦盛赞：“清代足与文章之事者，姚鼐、梅曾亮和曾国藩后，惟张裕钊而已。”

张裕钊书法颜体因素探讨

张裕钊（1823-1894年），湖北省宜昌市人，字廉卿，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湖北乡试举人，四年后在仕途上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做幕僚，与吴汝纶、薛福成和黎庶昌并称为“曾门四弟子”。张裕钊为晚清时期著名文人、教育家、书法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南京凤池、保定莲池、武昌江汉经心、襄阳鹿门等书院执教，后到西安郊区养老，其时仍然有学生前往求教，其主要成就也在教育方面，为中国新旧教育过渡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裕钊佚文考

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张裕钊(1823—1894)以其不求仕进、古文书法俱精在晚清文坛独领风骚。虽然慕名者甚众,但张裕钊对于其文集的整理刊刻卻持谨慎态度。在其生前,所刊刻的文集只有学生查燕绪整理出版的《濂亭文集》八卷,其中作品均作于光绪八年(1882)

张裕钊书牍辑补——《中国学报》上的《张廉卿先生论文书牍摘钞》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四弟子中,张裕钊和吴汝纶对晚清的文坛影响最大,他们二人相继在河北莲池书院讲学将近二十年,门下注籍学生达数千人,经过二人的共同努力。

吴芝瑛致端方夫人二札考释

吴芝瑛(一八六八——一九三四),字紫英,号万柳夫人,生于安徽桐城世族。其父吴宝三,字康之,号鞠隐,专攻经史,旁涉诸子百家。伯父吴汝伦,为著名学者、桐城派后期散文家,曾师事曾国藩,为“曾门四学士”之一。芝瑛幼时聪俊过于常童,鞠隐先生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历久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