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裕钊作文作诗皆受曾国藩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却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黎庶昌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国藩重用。薛福成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黎庶昌的老师杨开秀墓碑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新舟人,晚清外交家、散文家,曾被称为“曾门四弟子”之一。杨开秀,字实田,贵州遵义绥阳郑场人,清代举人,以教书为生。黎庶昌在家乡上学时,杨开秀曾是黎庶昌的老师。黎庶昌作为“遵义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名为很多人所熟知,而作为其师的杨开秀,则较少有人知道了。

西学东渐背景下晚清桐城派的经世思想——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为中心

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以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学人,承继桐城派的经世思想,“采西学,制洋器”、振兴商务、革新教育制度及学习西方政治,适时而变,顺应时代潮流。他们的经世思想及实践,既突破了长久以来的“夷夏之防”观念,也对传统义利观作了修正,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藏书大家傅增湘

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沅叔,别号双鉴楼主人,晚号藏园老人,四川江安县人。祖父傅诚,曾任河北白河通判。父傅世榕历任河北藁城、怀安知县。增湘幼年随父宦游出川,光绪六年（1880年）定居天津;光绪十四年（1888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入保定莲池书院师从＂曾门四弟子＂、著名古文家吴汝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公车赴京,金榜题名。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

吴汝纶体育教育思想研究

吴汝纶（1840—1903）先生,清末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师从曾国藩,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作为清末桐城派的一代宗师,他＂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究其原而竟其委＂[1]1538。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学界一直将吴汝纶作为桐城派的一位古文大家来看待,很少有人研究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

黎庶昌致张文虎函

一、释文啸山先生执事:多年不聆馨欬,久逃空虚,遥望停云,感深旧雨。比惟林泉适兴,杖履优游,皓首传经,固不让济南老伏生也。庶昌扶桑驻节,已易星霜,于国是毫无裨补,不足仰报故人。惟颇搜得古书数种,以之付刻。顾野王原本《玉篇》最为奇古,所惜残佚太甚,仅存零卷十五分之一,然足以破《大广益》本之谬矣。顷者刻成,亟以一分呈览,想丹铅点勘,老眼当为之一明也。手泐,敬颂箸祺。

晚清使西日记中的中西文化观——以《薛福成日记》为例

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人,1838年（道光十八年）生。1865年（同治四年）,薛福成上书曾国藩获得赏识,被延入幕府,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1875年（光绪元年）,薛福成上《应诏陈言疏》,提出＂治平六册＂与＂海防密议十条＂,震动朝野。同年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邀入幕,入参机要,兼理文案。1879年（光绪五年）撰《筹洋刍议》,

吴汝纶的教育思想浅探

一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象近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吴汝纶早年所走过的也是一条科举入仕之道,他于同治三年中举,继而中进士。这位桐城后起之秀深得曾国藩的赏识,与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一起并称“曾门四弟子”。在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既不象张裕钊那样精于八法,又不象薛、黎二人那样有出使西洋的经历,他把主要心血倾注于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从1871年起吴汝纶历任深州、冀州知州,其间曾一度署理天津知府,还充当过李鸿章的幕僚。然而,他不但不想依仗权贵,加官晋爵,反而向往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的恬淡生活。即使在深、冀二州任上,其治亦不忘“以教育为先”,①礼遇贤士而“锐意兴学”。

湘乡派散文的爱国主义倾向

湘乡派是近代出现的散文流派。它大约形成于19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兴盛,至辛亥革命后便逐渐衰亡。因其创始者曾国藩(1811～1872)是湖南湘乡人,并且其主要代表作家郭嵩焘、欧阳勋、刘蓉、王闿运、李元度、王先谦等人亦为湘籍人士,其“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虽非湖南人,却都出于曾门而得名。

张裕钊文化园:鄂东南亮丽的旅游名片

张裕钊（1823~1894）,湖北鄂州市梁子湖畔东沟镇龙塘张村人。系晚清官员、散文家、书法家。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的清代书法家。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张裕钊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生平淡于仕宦,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培养学生甚众,范当世、马其昶等都出其门下。为打造张裕钊文化品牌,传承历史文化,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政府与张裕钊后裔共同修建了张裕钊文化园。

文字虚名终底事——桐城文家张裕钊的坎坷人生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以古文与书法熄耀于世。曾国藩对其尤为称赏，赞其“好学不倦，作古文亦极精进。余门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曾国藩：《求阙斋日记》）。吴汝纶亦盛赞：“清代足与文章之事者，姚鼐、梅曾亮和曾国藩后，惟张裕钊而已。”

张裕钊书法颜体因素探讨

张裕钊（1823-1894年），湖北省宜昌市人，字廉卿，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湖北乡试举人，四年后在仕途上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做幕僚，与吴汝纶、薛福成和黎庶昌并称为“曾门四弟子”。张裕钊为晚清时期著名文人、教育家、书法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南京凤池、保定莲池、武昌江汉经心、襄阳鹿门等书院执教，后到西安郊区养老，其时仍然有学生前往求教，其主要成就也在教育方面，为中国新旧教育过渡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裕钊佚文考

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张裕钊(1823—1894)以其不求仕进、古文书法俱精在晚清文坛独领风骚。虽然慕名者甚众,但张裕钊对于其文集的整理刊刻卻持谨慎态度。在其生前,所刊刻的文集只有学生查燕绪整理出版的《濂亭文集》八卷,其中作品均作于光绪八年(1882)

张裕钊书牍辑补——《中国学报》上的《张廉卿先生论文书牍摘钞》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与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四弟子中,张裕钊和吴汝纶对晚清的文坛影响最大,他们二人相继在河北莲池书院讲学将近二十年,门下注籍学生达数千人,经过二人的共同努力。

聚沙成塔

没有沙滩，遵义文化在贵州的地位将大打折扣。贵州人常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沙滩文化的代表是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郑珍与莫友芝撰修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称为“天下府志第一”。郑莫二人还是诗人和书法家，并称西南巨儒。莫友芝去世，曾国藩亲笔书写了一副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魂。黎庶昌被称为“贵州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他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同驻日本大臣，离任时，日本国上千人送行，饯行达数百里才依依惜别。

江淮文化漫记

长江水经由巴蜀,流过荆楚,便进了安徽的地界。这一段长江衍生的文化虽没了巴蜀和荆楚的神秘,却多了许多文气和书卷气,令人神往。世人对安徽的文化常有一些误解,以为都是徽州的文化,实则不然。"安徽"并不是一个多么古老的名称。

张裕钊书“吴徵君墓志铭”

张裕钊书《吴微君墓志铭》原为长卷,后装裱成册,计十二开,每半开纵28、横11.5厘米,题称"吴微君墓志铭,武昌张裕钊撰",撰文书丹,皆出一人之手,工楷墨写,是难得的珍品。吴徵君名元甲(1810—1873),字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