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年人替代决定制度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统一代理权法》是当前对持续性代理权制度加以规定的一部非常成熟的法,从尊重委托人意思,明确代理人权利义务,保障第三人承认等方面发展和完善了新内容,解决了之前州法分歧及代理权滥用的问题。做为替代决定机制,相比法定监护,它活用了成年障碍者残余的意思能力,满足了其生活正常化的需求。我国新出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已经初见类似制度的端倪,因此,该法对完善我国意定监护制度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与制度应对--以“替代决定”的监护人同意机制完善为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在实践中面临协调性和实效性的难题,加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迫在眉睫。需要认识到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承载的双重利益,即未成年人的个人利益和成年父母的亲权利益;需要科学确定年龄界限,并在制度供给中平衡各方利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法律治理体系的核心是监护人同意机制,民法监护理论的“替代决定”模式是其规则设计的底层逻辑,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完善。应当从身份识别规则、效力认定规则、撤回同意规则等方面,进一步细化“替代决定”模式的监护人同意机制,从而破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

协助决定取代成年监护替代决定——兼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监护与协助的增设

承认心智残疾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协助决定制度,与传统民法否认心智残疾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替代决定制度根本不同。协助决定制度作为21世纪的新制度,广泛应用于两大法系的立法和实践中且获得了积极的效果。我国民间和司法实践也较为丰富。藉民法典编纂之机,监护应作为一章增设在婚姻家庭编草案收养章之后,区分儿童监护和成年监护,成年监护又区分监护和协助。成年监护之监护一节应增设最后监护原则和最小监护原则,明确监护和协助的适用顺序,从而逐步架空完全监护的适用并为其废除做准备;应赋予残疾人诉权以保障本人的程序参与;应增加"尊重本人自我决定"作为监护人执行职务的标准;应新设特定监护措施。协助一节应对民法总则第33条进行规范续造,增设持续性代理协议和医疗预先指示的规定。

协助决定对监护制度的矫变与重塑

与传统的替代决定相比,协助决定对残疾人的保护机制更为积极有效,其社会效果更加善意和谐。协助决定的制度化不仅是以积极方式充分保障和有效实现残疾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也是以自觉方式更新健全人和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及相关法律制度。协助决定模式的制度化过程,是社会法与民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发展过程。在我国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与监护制度中,替代决定模式仍是法律规范体系的底层结构,但《民法典》中对协助决定理念的肯定使社会能够渐进式容纳协助决定模式并可渐强式发挥其社会价值。为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必要在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化保障机制的前提下,通过对《民法典》的深刻理解和诠释,在实践中选择更优的协助决定模式。

民法典体系下协助决定与替代决定的择优实现

随着对监护制度尤其是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理解不断加深,成年人监护制度用更有时代性的协助决定模式取代传统的替代决定模式,已愈加广泛地被接受为转型方案。尽管我国法并未完全采取协助决定模式,但与《民法通则》完全采纳替代决定模式相比,《民法典》已然在监护制度中吸纳了协助决定的理念,这为在法律适用中选择协助决定规范创造了条件。与替代决定模式相比,协助决定模式的价值取向更为进步,关系结构更为合理,保护机制更为科学。深刻理解这两种监护模式的差异及优劣,有助于在监护制度适用中做出更优选择,逐渐使协助决定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效果,最终实现我国监护制度以协助决定模式为主要实现机制的实质转型。

加拿大协助决定取代成年监护的最新动向

加拿大作为协助决定取代成年监护的全球先行者,倡导尊重脆弱成年人的自主决定权,以最小的限制和侵扰性措施为脆弱成年人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协助决定在加拿大各省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授权成年人订立代表协议,明确代表作为协助者的职责以及监督人的使用等;艾伯塔省立法授权成年人签署协助决定授权书、法院发布共同决定令;萨斯喀彻温省立法授权法院委任共同决定者;魁北克省立法授权法院指定顾问协助管理;育空地区立法授权成年人订立协助决定协议委任辅助者。从加拿大的实践经验可知,明确协助决定与成年监护替代决定的临界点,加强宣传教育,提供实用资料与培训,有助于指导成年人如何有效使用协助决定。

“协助决定”理念下行为能力制度的再解释

我国《民法典》依据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的不同,将自然人行为能力划分为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这种三分法根植于“替代决定”理念的土壤。随着人类对残障认识的加深,以及全社会就如何对待残障和年老失能人士的深入探讨,同时伴随着个人自主决定权的彰显,“替代决定”理念受到“协助决定”理念的挑战。但“替代决定”理念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行为能力三分法却未作出相应的改变,这导致行为能力制度滞后于“协助决定”理念的发展。鉴于我国《民法典》新立不久,短期内难以修改行为能力和监护制度的条文。如何在现有法律条文下,通过法律解释来贯彻“协助决定”理念,抑制“替代决定”理念,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系统性任务的其中一个支点便是对行为能力制度进行再解释,使其契合于“协助决定”理念。

《民法典》成年监护制度的进步及瞻望

《民法典》成年监护制度明确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和尊重真实意愿,规定了撤销监护资格的相关内容,增加了临时照护,构建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监护制度体系,意义重大。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以剥夺行为能力作为设立前提,对被监护人的保护不周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与尊重真实意愿含义不明、存在冲突,忽略了被监护人的残留意思;监护决定措施单一,无法满足被监护人多元需求等。借鉴国外立法,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未来修订时应增加成年监护分则,将行为能力制度与成年监护制度切断,并以尊重本人真实意愿为主,最佳利益为辅;建立监护替代决定措施与协助决定措施多元化并存的规范体系。

知情同意制度的法律经济学解读

生成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知情同意制度传入我国之后,因较大的文化差异和路径选择,面临种种尴尬境地。法律经济学对于权利配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以权利主体为分析视角,以法律经济学为分析路径,探讨知情同意制度在医患双方之间权利配置中的效益价值,并深入分析患者替代决定问题为法律经济学价值的体现。

成年监护决定范式的现代转型:从替代到协助

传统成年监护制度以剥夺本人行为能力继而为其设置监护人的替代决定范式为基础建立。这一范式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人利益和维护了交易安全，但这种“他治”范式以切断本人参与社会交往为代价，实质为一种剥夺法定资格后的“被民事死亡”。随着人权理论的进步与全球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现实，以有行为能力推定为前提，为具体个人赋能并从程序上保障个人行使权利的协助决定范式应运而生，它以本人为决定中心，尊重本人意愿和偏好为核心要素，协助本人掌控自己的生活。我国私法体系如何融入新范式，可通过《民法总则》相关条文的解释对引入协助决定予以证成，并应当在未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加以完善。

协助决定范式下意定监护制度改革新径路

为了响应《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的新范式,我国应当以协助决定范式改革成年监护制度,而意定监护是承接协助决定范式最合适的"容器"。建议将意定监护与行为能力制度脱钩,除非协议附生效期限或条件,否则意定监护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建议监护人可以替代决定的情形包括"穷尽所有手段都无法获知本人的意愿"与"被监护人的决定可能导致自己或他人严重的伤害"两种情形。建议监护事务包括重大与日常事务两类,对于重大事务,监护人依次按照本人当下的意愿、对人身与财产事务提前的安排,以及过往生活中的处事风格及所持有的价值观来履行监护职责;对于日常生活事务,监护人可以从人身及财产事务的预先安排开始,按照上述顺序履行监护职责。

成年人保护制度私法变迁论

传统成年监护制度采全面监护的方式切断了脆弱成年人参与社会交往的渠道。但随着人权理论的进步与人口高龄化日趋严重,以预设有行为能力推定而后为具体个人赋能的协助决定制度产生。由此,对脆弱成年人的保护从传统的'排除性'范式——通过否认或限制行为能力后的监护制度将其隔离于自主决定以外,转向'包容性'范式——最大程度尊重本人意愿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协助以支持本人践行法律能力。新范式旗帜鲜明地对旧制度进行了纠正,使本人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成为一切张力和矛盾之下最基本的共识。我国可以通过对《民法总则》相关法规范的限缩与扩张解释植入协助决定制度并在编纂婚姻家庭编中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