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修复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为了贯彻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全面修复理念,替代性修复作为能动司法的智慧成果应运而生。但是运用替代性修复的实践过程中,大量间接补偿生态的修复方式不仅违背环境公平,而且无法实现生态环境恢复的应然目标,根本原因在于其适用前提欠缺规范性解释。为使替代性修复制度回归本位,第一,其“替代”之内涵应理解为对他物进行修复以替代原物;第二,其行为本质应确立为通过直接补偿生态,以提供相同质量的生态环境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第三,其关键环节在于选取与受损环境相关联的替代区域和替代要素。完善替代性修复制度的规范构成,首先以直接修复和替代性修复为基础概念,整合环境法律的多重术语;其次以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前提为基准,对适用替代性修复予以合理限制。

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的现实考察与优化路径

认购碳汇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是“双碳”目标下环境司法替代性修复的重要探索。但我国认购碳汇的实际运作有以下问题:泛化适用、损失核算依据不明确、项目选取较为随意。上述问题与我国环境司法“优先修复”理念不契合。究其原因,是由于认购碳汇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定位未明确。认购碳汇的完善应当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明确认购碳汇适用的顺序、完善碳汇损失量计量方法、注重替代性地点选取的关联性。

替代性修复的规范定位与适用完善

替代性修复是我国环境司法领域生态修复责任方式的创新,区别于直接修复的手段,以实现受损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总量恢复与动态平衡为目的。作为全面修复理念的制度延展与革新,替代性修复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方式不明、适用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厘清替代性修复的适用逻辑,规范其体系定位,对指导我国司法适用实践,完善生态修复责任体系的系统性建构具有关键性意义。须廓清替代性修复的适用范围以纾解适用争议,厘定适用方式以明确具体适用规则,加快完善适用保障机制,以推动我国环境司法事业专业化发展。

科学与规范:生态损害替代性修复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替代性修复具有法律属性和技术要求,是生态修复责任的一种特殊履行方式。揆诸替代性修复实践样态与规范文本,存在替代“直接修复”说、替代“生态系统”说、替代“金钱赔偿”说和替代“实施主体”说等观点。替代性修复的价值功能不仅限于是生态修复的技术手段,还是裁判执行的权宜方式,更是环境行政管制工具。它包容有公私法融合的责任内容、规则机制和治理形态,包括异地修复、劳务代偿、替代修复、认购碳汇等多样化的替代方式。为确保替代性修复在技术和法律双向架构下的统筹协调,不仅要注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规范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的互动衔接,还应秉持“等量+等效”补偿的实施机理与协同性、针对性、补充性和多元性等实践准则,采用包括异地修复、劳务代偿、替代修复、认购碳汇等多样化的替代实施方式重构替代性修复制度,以确保我国生态修复工作的科学、规范。建议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强调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规范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的互动衔接,并加强国家标准技术导则对替代性修复具体要求和方法的推介。

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的法律性质厘清及规则再造

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是原地直接修复的补充责任承担方式。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存在启动标准模糊、修复主体单一、修复方式缺乏科学规范、修复保障规则不健全等问题。上述问题与替代性修复责任的定性直接相关,现有的公法属性说、私法属性说等均不能全面观照替代性修复责任的全部属性。综合考虑替代性修复的现有规范地位、制度目标及其保护的法益,替代性修复责任更适宜定性为公私法二元属性。基于此,替代性修复应当从修复启动条件的再明晰、修复主体的序位再安排、修复方式适用的再规范、修复保障规则的再续造等维度进行系统健全。生态环境法典及相关立法规范应当建立与《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衔接的替代性修复责任承担规则。

生态环境修复和替代性修复的概念辨正——基于生态环境恢复的目标

生态环境恢复旨在利用基本恢复、补偿性恢复甚或补充性恢复等工程措施实现生态环境损害的等值填补。美国《石油污染法》中的"恢复"涵盖恢复、重建、更换或者收购4种措施。欧盟《环境责任指令》中的修复涵盖基本修复、补充性修复和补偿性修复3个部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十条中的生态环境修复和替代性修复都是生态环境恢复工程措施。通过制定和筛选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或替代性修复方案,可以估算采取生态环境恢复工程措施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替代性修复责任司法适用的反思与调适

替代性修复责任作为我国特有的概念,其价值在于贯彻全面修复的理念,实现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总量平衡。但替代性修复责任在实践中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适用情形不一、修复方式不明等问题,根源在于当前学说和实践仍以传统损害赔偿法原理作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建构基础,导致修复与赔偿的关系出现错位,且各种修复方式的适用顺位缺乏安排。回应生态环境损害的特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超越民法恢复原状论,秉承所有受损生态环境都是可修复的理念,对于不能通过原位同质进行直接修复的,可以进行替代性修复,以实现区域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总量恢复。金钱赔偿则类似于“恢复原状费用”而非价值赔偿,赔偿金应视情形分别用于直接修复和替代性修复。

基于LFA-SA-FCE组合模型的替代性修复成效评估研究

替代性修复作为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中进行等价值生态恢复的一种重要手段,如何科学客观地评估其修复成效值得关注。根据替代性修复概念及特点,本文选取LFA-SA-FCE模型作为评价方法,建立替代性修复成效评估体系,通过实例验证该模型运用于替代性修复成效评估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研究形成的评估体系对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替代性修复成效评估业务的开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论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

第三方替代修复不等于替代性修复,前者类似于行政法中的“代履行”,仍属于生态环境修复的范畴。替代性修复是在生态环境修复不能实现的情况才予以适用的一种补充性的责任方式,生态环境修复在使用上具有优先性。替代性修复就是赔偿损失,其适用条件是生态环境不能完全修复或者完全不能修复,包括行为赔偿和金钱赔偿两种形式。

行政公益诉讼视角下替代性修复研究

探索完善行政公益诉讼替代性修复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兼具司法引领意义和实务价值导向。从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务困境切入,围绕替代性修复在拓展主体、创新方式、完善司法等内容积极有益探讨。建议“两高”联合出台新增替代性修复方式司法解释,统一执法尺度;提出基层检察机关设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专职机构,构建“刑行责任一体”新型办案机制;厘清行政司法职责界限,发挥检察机关履行“一手托两家”的监督职责探索替代性修复多位一体运维机制,以期完善新的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制度,丰富生态公益司法救济。

碳汇替代性修复在公益诉讼中的探索与应用

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认购碳汇成为了环境司法中替代性修复生态环境责任承担方式。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探索在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中聚焦可精准量化的碳汇损失及其价值计量。通过将碳汇的计量方式引入生态损害评估,为混交林中选择性滥伐造成的部分生态功能损失评估难问题提供解决思路;通过购买林业碳汇产品,既实现替代性修复,又推动森林生态功能价值与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

“草原碳汇”替代性修复方式的司法适用

近年来,“认购碳汇”在我国生态环境司法实践中成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种创新性替代性修复方式。认购森林碳汇成为全国各地积极探索的领域,而在草原碳汇领域几乎没有开展。虽然草原碳汇尚无司法实践样本可供研究,但其与森林碳汇在生态损害赔偿认购中的法律性质、功能及其法理依据基本相同。认购草原碳汇的司法适用应注意生态修复须因案制宜,不宜随意扩大适用范围,而且要以先行修复为前置条件。此外,还应注意防止以认购草原碳汇替代草原生态功能其他损失赔偿,认购的碳汇必须是经核证的草原碳汇,应注意考量当事人的意愿和履行能力等。

环境刑事裁判适用认购碳汇的理性审视

认购碳汇的司法适用在有些基层人民法院能动展开,通过梳理适用认购碳汇的环境刑事案例,发现适用认购碳汇存在缺乏刑事实体法依据、作为量刑情节适用具有矛盾性、认购碳汇未遵循碳汇方法学程序等问题。环境刑事裁判适用有关碳汇的措施,首先应体现履行国家自主贡献义务的法定义务性,强调碳汇增量以体现刑事制裁的惩罚性,应适用“开发碳汇”而非“认购碳汇”;其次应遵循碳汇方法学体现程序正当性,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统一的碳汇损失测量制度、遵循替代性修复措施的法定次序,尤其在刑事裁判中适用林业碳汇措施时应当遵行我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的方法学要求,进行碳汇的开发、监测和核证。

公益诉讼中替代性修复的实践探索——从一起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谈起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替代性修复工作,是一项技术复杂、过程漫长的综合系统治理工程。为破解替代性修复工作中存在的混淆修复义务和修复能力、违法行为人修复能力不足、修复方案缺乏现实可行性等困境,应依法确定违法行为人的修复义务、合理选择修复责任主体、制定科学有效的替代性修复方案等,使修复效果无限接近受损生态环境具有的生态效果和社会效果,以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

“认购碳汇”修复生态环境的司法适用研究

“认购碳汇”作为环境司法实践开创性探索出的替代性修复方式,存在适用范围不清、违背环境司法救济内在逻辑和难以实现受损生态环境全面救济的问题。在适用范围上,“认购碳汇”是对生态系统碳汇功能损害的修复,应将适用“认购碳汇”修复生态环境局限于存在碳汇类损失的情形,包括林业、海洋碳汇等。在适用路径上,“认购碳汇”作为补偿性恢复措施是对生态环境期间损害的替代性修复,可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恢复的补偿性和补充性恢复两个阶段,故应优先适用基本恢复措施确定生态系统碳汇功能损失,而后以“认购碳汇”实现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的全面恢复。

认购碳汇在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的适用研究

近来频频见诸报端的“认购碳汇”,是法院为服务和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在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探索适用的一种替代性司法修复方式。由于处在司法实践先行的摸索阶段,亟待进行规律总结与规则提炼。通过以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的认购碳汇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实践样态的基础上指出司法适用困境,并从等量补偿与等效补偿的修复机理、司法克制与能动司法的有机融合等方面进行法理逻辑探析,最后从立法供给、技术支持、实务操作、协同治理等四个维度提出了认购碳汇在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适用的完善路径,以期构建起符合我国社会实践的、切实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生态司法修复体系。

“认购碳汇”的司法实践及规范路径——以内蒙古为主要研究对象

“认购碳汇”进一步拓宽了替代性修复环境的责任承担方式,有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功能价值的充分保护,助力碳汇经济发展。我国法律层面尚需对“认购碳汇”进行系统性制度性完善,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权过大、适用混乱等问题须需解决。基于对内蒙古环境司法领域“认购碳汇”实践分析,从地域性角度探索“认购碳汇”的价值功能和规范路径,提出需要秉持恢复性司法理念,进一步规范“认购碳汇”的适用范围、条件、标准和原则,并加强碳汇损失计量标准方法、地域碳汇市场等外部服务保障机制建设。

浅析渔业公益诉讼中非法捕捞案件追诉问题

在渔业公益诉讼案件中,相比于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件,非法捕捞案件更为常见,其中大部分案件为检察机关办理的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公安机关在侦办非法捕捞案件中面临诸多难点;检察机关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时面临生态损害后果认定难、具体修复方案确定难等问题;而在具体修复方式中劳务代偿方案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安机关应多方统筹,跨水域联合打击非法捕捞;检察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应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采取替代性修复赔偿方式。

铁矿生态修复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评估

为探索建立矿山生态环境损害补偿性恢复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利用遥感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选取内蒙古某钢铁企业的尾矿库边坡绿化、人工湿地、植树造林等3种类型的生态修复区,调查评估了不同类型铁矿生态修复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表明:2016—2018年3种生态修复区面积呈不同程度增加趋势,边坡绿化区草地面积所占比例相比2016年提高了85.4个百分点;人工湿地区湿地面积占比相比2016年提高了33.3个百分点;植树造林区森林面积占比相比2016年提高了38.4个百分点;边坡绿化区与人工湿地区生态修复面积逐步由东向西增加,植树造林区生态修复面积由东西两侧向中部增加。2016—2018年3种生态修复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不同程度增加趋势,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相比2016年增加了520.68万元,3种生态修复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增加了218.03万、258.96万元和43.69万元;边坡绿化区调节服务生态服务价值量相比2016年增加了141.60万元;人工湿地区调节服务生态服务价值量相比2016年增加了165.54万元,植树造林区调节服务价值量相比2016年增加了27.75万元。研究结果可为矿山企业落实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责任、积极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提供实践依据。

“购买碳汇”司法适用的法理基础和规范建构

在司法裁判中运用“购买碳汇”的方式来推动“双碳”工作成为近年来环境司法的一个亮点,但是对其法律责任性质的界定仍存争议,适用规范仍待完善。可以基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两个层面对“购买碳汇”进行检视。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角度展开分析,“购买碳汇”属于替代性生态修复的一种,其规则建构应当首先以“增汇”为目的导向,明确涉碳案件关联性,以此确定“购买碳汇”的适用范围、厘清“购买碳汇”的适用顺位和明确“购买碳汇”的替代性修复方案;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视角进行分析,“购买碳汇”可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支付的替代方式,这是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相关司法执行问题进行化解的有效路径,但其执行过程中需要遵循严格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