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田还湖后替代生计的经济评估研究——以洞庭湖西畔山洲垸为例

分析了“湿地保护项目是如何改善民众生计的”这一问题。采用2000～2005年1474个农户调查问卷作为基本数据，其中964个农户位于洞庭湖西畔山洲垸。得出6个结论：①WWF在西畔山洲垸的替代生计示范项目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和福利，降低了脆弱性，增强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基础；②妇女、老人以及低收入群体从项目中获益；③参加项目的农户比未参加项目的农户拥有更多的收入和财产；④与2000年项目开始时相比，生计水平有了持续的改善；⑤生计改善的原因是当地社区的积极参与、国家政策机遇、伙伴关系的建立、社区基层组织建设以及适应性管理方法的应用；⑥鱼类和水鸟等返回已恢复的湿地。表明该示范项目达到了自然保护目标。

湿地退耕还湿与替代生计选择的农民响应研究--以三江自然保护区为例

通过对三江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6个村屯和实验区内5个村屯的310家农户家庭就退耕还湿和替代生计选择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在退耕还湿问题上，不同区域位置、年龄结构和耕地拥有量决定了他们对退耕还湿支持意愿的不同，表现在实验区内的农民和农民中的年轻人支持率要高，耕地在6～12hm。之间的农民支持率最低；农民反对退耕还湿的原因和农民接受退耕还湿的补偿选择都凝结着农民对现有耕地及补偿制度的思考。在替代生计选择上，当地居民没有明确的目标，多倾向于有保障的种植业调整。研究表明：农民对退耕还湿的支持主要取决于能否保证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且与农民的收入来源和谋生能力有关；替代生计发展的不健全和不稳定，使得农民仍把土地作为重要的生活保障。缺乏明确的退耕还湿补偿制度和替代生计引导是退耕还湿实施的制度障碍和政策缺失；基于当地农民考虑，提出了核心区生态移民、缓冲区传统农业改造和实验区多元化产业发展总体替代生计模式。

论替代生计项目在乡村的发展——以NGO在三江平原生态保护项目为例

替代生计作为一种调适生计与环境的技术在生态保护和移民等项目中广泛运用,也越来越引进政府、学界和社会的重视,但替代生计能否像国内外赞誉的那样可以破解因环境的变化所造成的生计矛盾。针对此,本研究以亚洲开发银行在三江平原所实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为载体,探讨替代生计对于改变当地人收入和对环境影响的效果。研究发现:目前来说,发展一种既对"环境友好"又能持续改善农户收入水平的替代生计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为其成功与否并不能仅仅考虑技术上的问题,而更多的考虑需要结合政治、经济和当地的文化因素。

三江自然保护区生态建设与替代生计选择研究

在理清了生态建设和替代生计的概念基础上,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生态建设的实施是寻求替代生计的动力因素,替代生计的实施可以为生态建设提供保障和支持,可以消除生态建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解决经济社会问题。通过对三江自然保护区的现状问题分析,提出退耕还湿、退耕还草和设施建设工程3项促进三江自然保护区湿地良性发展的生态建设内容和生态移民、传统农业改造和多元化产业发展的替代生计模式。

退耕还湿农户替代生计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鄱阳湖区为例

在退耕还湿背景下,鄱阳湖区农户的替代生计选择呈现以下特征:农户主要选择外出打工、做生意和发展畜牧业,并且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表现出个体特征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特征;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偏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年龄、文化程度、农技培训、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农户类型等因素分别对不同替代生计选择影响显著。因此,政府应深入了解农户选择替代生计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根据不同个体特征、区域特征以及家庭的情况设计相应的转型政策促进农户尽快提高生计能力。

就业政策、非正式规范对退捕渔民替代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南、安徽退捕渔民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南和安徽两省9镇15村269户退捕渔民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估计就业政策和非正式规范对退捕渔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就业政策还是非正式规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退捕渔民替代生计策略选择。就业政策使退捕渔民选择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了10.4%;非正式规范使退捕渔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了18.8%,并对退捕渔民选择农业主导型生计和补贴依赖型生计起负向影响作用。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对就业政策有效落地的监督管理,与此同时协调好非正式规范与就业政策在就业中的关系,依靠非正式规范构建更加完善的信息交流网络,形成与就业政策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互动机制。

可持续分析框架下辽宁省渔民替代生计研究

辽宁省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但近几十年近海渔业资源被过度开发,海洋荒漠化严重。鼓励、促进渔民转产选择替代生计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同时又能保证中小渔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可持续分析框架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和获得的、能用于生存和发展的资产、能力和收入活动的集合,以及其他外部风险、相关政策对这个集合的影响。可持续分析框架能够帮助分析渔民在转产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与阻碍,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渔民选择替代生计的主要障碍在于有些渔民缺少主观意愿,而有些渔民没有转产的客观能力。因此,要完善渔民转产相关政策,加强宣传教育和扶持力度。同时,进一步加强渔业管理,优化产业结构。

畜禽禁养政策下养殖户替代生计策略及社会化服务需求

畜禽禁养政策实施情境下,促进禁养区养殖户生计策略可持续转型需要供给匹配的社会化服务,而识别养殖户社会化服务需求是提高社会化服务供给效率的关键。基于河北、河南和湖北382户专业(规模)生猪养殖户数据,实证分析畜禽禁养政策对禁养区养殖户替代生计策略及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畜禽禁养政策促使禁养区养殖户转产从事商业经营和外出务工的概率分别提高17.37%和10.05%,但对农业种植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与非禁养区养殖户相比,禁养区转产从事商业经营的养殖户更需要加工销售服务和信贷保险服务,需求强度分别提高0.3302和0.2239;转产从事外出务工的养殖户更需要信息获取服务和培训指导服务,需求强度分别提高0.3484和0.2701。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高社会化服务供给效率,以促进养殖户可持续生计转型的相关对策建议。

农户替代生计弹性测度研究

本文基于陕西省安康农户生计与环境实地调查数据,根据弹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替代生计弹性测度、分析框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和利用向量计算结果,测度了农户替代生计普遍弹性和特定弹性,分析了吸引域性质,提出了替代生计分析指标和内容。研究发现:替代生计改变农户脆弱性作用更大,提高适应性更依赖生计活动专业化过程;农户替代生计适应性依赖于吸引域方向,并不会因替代生计的管理手段而变化,一定的脆弱性有助于推动专业化过程,存在自身的发展规律;可持续的替代生计应符合吸引域变化特点;替代生计应立足于激发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发生改变。

畜禽禁养政策对替代生计策略与养殖户收入的影响

畜禽禁养政策对于调控畜禽产业布局、强化畜禽污染防治及促进畜禽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禁养区养殖户如何优化替代生计策略?畜禽禁养政策对养殖户家庭收入产生怎样影响?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本文基于河北、河南和湖北生猪养殖密集地区364户养殖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粗略精确匹配法(CEM)探讨畜禽禁养政策对养殖户替代生计策略的影响及不同生计策略下的家庭收入效应,并运用定性与定量混合研究方法(MM)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解释。研究发现:①禁养区养殖户选择商业经营和外出务工的概率分别提高32.70%和28.20%,选择畜禽养殖的概率下降71.10%,但畜禽禁养政策对养殖户从事农业种植的影响不显著;②畜禽禁养政策提高了禁养区养殖户的商业经营和外出务工收入,分别增加2.191万元和1.202万元,但养殖户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收入水平显著降低,分别减少2.305万元和0.461万元/人;③畜禽禁养政策拉大了禁养区和非禁养区养殖户之间的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差距,替代生计策略并没有维持禁养区养殖户原有的生计水平。因此,政府在畜禽禁养政策优化、圈舍土地复垦及产业转型引导等方面予以调控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结合乡村振兴探索山口红树林保护区替代生计方式

替代生计在生态保护方面运用广泛,特别是调解保护对象与社区矛盾方面,越来越受到保护区管理者的重视。本研究结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政策, 以广西山口红树林保护区为例探索替代生计方式。探索表明,实施替代生计,壮大乡村产业,转移就业,对保护区的有效管理起到积极效果。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疆环保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生态治理的路径研究

为了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社会组织参与不足的问题,以新疆山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在江布塔斯村替代生计项目为研究对象,探究社会组织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参与路径,在研究中发现社会组织通过激发农村社区内生动力,推动社区共管委员会的成立,有效促进了替代生计项目的实施,从而使生态环境得以改善的行动路径。分析认为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赋能、培育自组织、协同共治多元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浅谈保护与发展共赢的可持续社区发展模式——以滇西北滇金丝猴社区保护地项目为例

以云南省维西县塔城镇托落顶社区开展的滇西北滇金丝猴社区保护地项目为例,从社区参与滇金丝猴栖息地巡护、促进社区发展、开展社区能力建设活动、建立社区保护地等4个方面分析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社区发展模式。通过开展一系列替代能源、替代生计示范项目,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社区对周边自然资源的依赖,减轻了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对保护区造成的压力,提高了社区居民合理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意识。

西部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模式创新研究——以临夏州和政县啤特果产业为例

产业扶贫模式的创新在西部贫困县区扶贫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替代生计模式、产业扶贫、精准扶贫三者融合提出一种新型产业扶贫模式,其要点是注重原生态品质的保持,着力"区域属性"的深度开发,注重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双赢,这一模式为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对外部机构帮助社区合作社发展模式的思考——以四川省茂县花椒协会为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志愿者及其民间公益组织活跃在经济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各个领域,起到了较好的拾遗补缺作用。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现代农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因仍处于起步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必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外来机构对于当地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科学合理的引导和帮助,有利于降低社区机构的市场风险,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本文基于对WW F帮助茂县花椒合作社发展的实践和思考,以期对外来机构帮助社区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有所裨益。

基于社区的湿地合理利用和可持续管理——来自洞庭湖区西畔山洲垸的案例分析(英文)

过去十年来频繁发生的几次极端洪涝灾害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洞庭湖地区湿地资源保护、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发展和社区生计之间关系的持续争论。本文根据2000-2008年间所获取的1683份系统问卷调查数据,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重点分析了洞庭湖区西畔山洲垸内的湿地合理利用和可持续管理等最佳实践及其社会经济效益,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退田还湖后,在西畔山洲垸开展的基于社区的湿地资源合理利用活动在恢复、保护湿地的同时,大幅提高了社区经济收入和福利水平,同时又降低了社区应对粮食短缺、贫困、洪灾等方面的脆弱性,增强了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2)社区妇女、年长的农民以及低收入群体从这些实践活动中获益较大;(3)自2000年开展上述合理利用活动以来,参与这些活动的家庭收入持续增加,比没参加活动的家庭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也拥有了更多的财产,而即使在2001年这些由外部主导的替代生计活动停止资助以后,其仍然对社区内的收入提高具有显著的累积贡献作用;(4)区域内社会组织结构发生积极变化,社区基层组织从无到有,社区参与共管、自治能力以及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都得到了大幅提高,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已经形成。目前,越来越多的周边社区居民已经加入有机柑橘、有机蔬菜等有机农业生产活动或对加入表示出极大的兴趣;(5)生计水平提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当地社区的自我驱动和积极参与、国家政策机遇、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PPP)的建立、社区基层组织建设以及适应性管理方法的应用等。

浅析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策略

农村社区属于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一种明显胶着地带,单纯的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都不是长久之计。面对农村社区自然环境污染加剧的现实,生态系统有偿服务因将可循环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工作而不同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本文试图从社会学角度理解该策略在农村社区实行的必要性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