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中的替罪羊理论研究——以“哪吒”角色故事为例

目的:文章试图从比较神话学的视角解读中国经典文本《封神演义》中哪吒的角色故事和人物形象,分析其人物故事中呈现的替罪羊机制,由此探讨中国神话文学中替罪羊机制的呈现方式与特点,并尝试探索对中国神话和传统文学文本进行比较神话学等多元化跨学科视角分析的可能。方法:替罪羊机制是法国人类学家、文论家、思想家勒内·基拉尔(RenéGirard)提出的理论。基拉尔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审视文学文本,创造性地发现替罪羊机制的广泛应用,将含有替罪羊机制的文本称为迫害文本。文章认为哪吒的故事符合迫害文本的结构范式,拟以勒内·基拉尔的替罪羊理论为切入点,采用替罪羊理论阐释哪吒从出生到封神的人物故事。结果:哪吒的原型源于佛教,在宗教及文学文本中逐步本土化。在《封神演义》中,哪吒的形象被进一步文学化、戏剧化,身份确认、迫害过程、迫害结果三个阶段与替罪羊机制的呈现相吻合。在中国古代伦理忠孝等传统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人物故事,融汇了跨越时代的文化与思想价值,从身份的生成与身份的递进两个方面体现成熟文明中神话对于暴力仪式本质的隐藏和秩序生成的过程。结论:《封神演义》文本符合替罪羊机制作用的普遍混乱、指控罪行两种范式,哪吒的故事更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哪吒故事作为迫害文本,揭示了历史背景下集体无意识的迫害惯性特点。

基于“替罪羊”机制对《封神演义》中伯邑考之死的考察

法国人类学家、文学评论家勒内·基拉尔在对大量文学文本进行研究后提出“替罪羊”机制,认为当社会秩序倾向于坍塌时群体暴力会驱使人们寻找带有特殊受害者标记的一人,将其作为“替罪羊”进行献祭。通过献祭,危机解除、社会秩序回归,“替罪羊”和暴力都被神圣化。伯邑考的死因扑朔迷离,《封神演义》将伯邑考塑造为替父受刑、德才兼备的忠臣孝子。基于基拉尔的“替罪羊”机制对《封神演义》中伯邑考之死进行分析会发现,伯邑考被周文王、周武王和作者多次献祭,文本却将暴力转嫁给商纣王。接下来,伯邑考以被刻画成完人、死后成为兔子、受封“中天北极紫微大帝”的形式完成了“祭牲与成神”这一过程,《封神演义》中对伯邑考之死的设定是对“替罪羊”机制的一次变形。

失语者与替罪羊:南宋“公吏世界”隐含的悖论

在公吏位势最为低谷的南宋时期,“公吏世界”说反而甚嚣尘上,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之间巨大反差的背后,必然存在诸多隐讳的悖论。“公吏世界”几乎是“公吏作恶”的代名词。公吏“恶象”的形成,首先是因为公吏是官府善政的失语者,基于与科学人性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的儒家人性论,公吏先天就不可能出现在善政书写中。不仅如此,公吏还是官府恶政的替罪羊。南宋州县官违法征税是常态,却不愿坦然承担违法恶名,遂将恶名转嫁公吏,反复宣称公吏是违法征税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公吏还是官户豪横的替罪羊。官户非法攫取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但士大夫的书写却极力强化本为帮凶的公吏的关键角色,反而极力淡化官户的豪横形象。在塑造“公吏世界”的过程中,士大夫成功地让公吏成为了社会负面的关注焦点和社会矛盾的缓冲阀。

危险的愉悦:中国古代狐精故事中的性别歧视与替罪现象

中国古代狐精故事中“狐妓一体”现象非常突出,这一现象生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在性淫和善媚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狐与妓的联系还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作为社会地位卑贱的边缘群体和婚姻体制之外的“外来者”,娼妓群体不幸充当了导致男性堕落的“替罪羊”角色,而狐媚故事不过是这类社会现象在文学上的反映而已。

利维坦与替罪羊——以后期伊格尔顿为引导的政治哲学“去历史化”批判

在国内学界的接受中,特里·伊格尔顿往往首先以文论家的身份被认识和理解,而其更具普遍意义的左翼思想家形象则被忽略。近年来,随着其后期人文类的思想著作被大量译介,伊格尔顿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面相逐渐清晰。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思想中有着鲜明的杂糅形象与张力极强的辩证立场,体现了典型的英国经验主义以及人类学传统中蕴含的思想风格。如何理解这一思想风格,以及如何将这种思想风格区分于欧陆“政治哲学”,是理解后期伊格尔顿驳杂写作的关键。

“替罪羊”的置换与救赎——论威廉·福克纳《八月之光》

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是一部反映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社会的文学巨作,书写承载着当时美国的历史创伤和种族迫害的“替罪羊”群像及其精神共相。文章通过对小说中“替罪羊”原型的深层解码与现实观照,深入分析小说叙事所隐含的“替罪羊”机制的置换与异化,由此揭示在他者权力暴力迫害下,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替罪羊”的小说主题。通过这种思考和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福克纳对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问题的深刻思考与洞见,以及他通过“替罪羊”的救赎和重生所传达的对人类爱与自由的盼望。

《杀生》中的替罪羊机制解读

勒内·基拉尔认为在创世之初就存在着迫害行为,迫害行为成为社会秩序创始的秩序和结构的原则。在社会出现危机时,通过调整相互的暴力,一个人的死亡来换取全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便是替罪羊机制。在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迫害文本,但是受制于封建礼教与理性约束,替罪羊的迫害事实是合乎逻辑的,是一种法则的文化,但是为了全社会的持续发展,又不得不对此事实隐蔽。本文对《杀生》中受迫害的替罪羊形象进行解读,揭示其替罪羊机制的运行和迫害的扩张与变形。

替罪羊原型视野下的《雷雨》研究

一、原型批评和替罪羊原型(一)原型批评原型批评成熟于20世纪,加拿大文学家弗莱于1957年在《批评的解剖》中将荣格提出的心理学集体无意识上的原型(Archetype)移位到了文学领域,详细解释了文学原型概念。他将原型定义为“典型的或重复的意象”,作为独立的交际单位,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置换的意义单位。原型批评不注重对孤立文本的探究,而是以“作品和其他作品,以及艺术作品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联系”为着重点,在神话意义上对原型追根溯源。

《秀拉》中的替罪羊母题

《秀拉》是一部典型的迫害文本,包含了勒内·吉拉尔所归纳的全部四种迫害范式。秀拉被"底层"居民挑选为替罪羊,走上祭坛接受集体的迫害,然而她的献祭却没能缓解黑人社区的危机。秀拉在孤寂中走向死亡,众多"底层"居民也在夏德拉克的牛铃声中走向灭亡。替罪羊机制救赎功效的失败源于其表象下藏匿的白人霸权对黑人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多重迫害以及她的自我身份建构与黑人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断层和偏离。

“替罪”or“原罪”:论当前职业体育越轨问题中的体制

运用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当前职业体育越轨问题中的体制因素。研究表明: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中体制的价值功用更为突出,越轨问题的出现与体育体制具有重要关联;但体制不应承担越轨问题的"原罪"之责,也不能将其作为影响越轨问题出现社会转型因素的"替罪羊"。从系统角度找出致使职业体育越轨问题出现的体制因素不仅可以推进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也可以服务于我国体育体制改革。

多品牌危机中的“替罪羊”效应对行业信任的影响

本文基于乳制品行业的危机事件,深入探讨了多品牌伤害危机中特有的"替罪羊"效应对行业信任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多品牌危机背景下,消费者对于该行业内品牌的信任水平在有"替罪羊"品牌的情况下高于无"替罪羊"品牌的情况;行业中出现的"替罪羊"品牌转移了消费者的愤怒情绪,从而提高了消费者的行业信任水平;消费者卷入度和品牌来源国在多品牌危机发生后"替罪羊"效应对行业信任的影响中存在调节作用。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协助政府或行业管理者找寻涉事"替罪羊"品牌、快速启动品牌危机管理预案、重视行业交流、保持诚信以及合力改善行业信任水平,是应对多品牌危机的重要途径。

毁灭还是重生——多品牌危机中的替罪羊效应

本研究探讨多品牌产品伤害危机中的替罪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实质性危机发生时,替罪羊效应存在,即行业中的国内品牌由于替罪羊的存在而重获新生,重拾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本文从情感和认知两个层面探讨了替罪羊效应的原因,一方面,替罪羊将消费者的负面情绪集于一身;另一方面,消费者需要缓解认知失调。

酒桌文化与“替罪羊机制”

手机段子实际上是一种"替罪羊机制",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人们的心理紧张和不满,通过替代性对象发泄。

可悲的“替罪羊”——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艾米莉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女主人公艾米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悲剧性结局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艾米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 ,而是行使了一种制度和文化的象征功能 ,作为一个精神基石支撑着走向分崩离析的旧南方。她为执行这一宏大使命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为作为一个偶像她必须接受旧南方规范的严厉制约 ,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本能的渴望健全地发展 ,不能拥有常人一样的爱情、婚姻和家庭。

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的“保护伞”和“替罪羊”效应研究

以2010-2017年沪深A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缺失与不同类型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社会责任缺失对董事长变更没有影响。(2)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降低了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秘变更的可能性,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职位起到了“保护伞”效应。(3)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提升了财务总监和董秘变更的可能性,却对总经理变更没有影响,这一异常现象可能存在着财务总监或董秘为总经理背锅的“替罪羊”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提升了总经理不变且财务总监变更、总经理不变且董秘变更的可能性,从而验证了“替罪羊”效应,而两职合一、总经理持股比例提高能够加强“替罪羊”效应。

勒内·吉拉尔神话观评析——兼论《西游记》的替罪羊机制

勒内·吉拉尔从“模仿欲望”出发考察古典神话的起源。在原始神话中普遍存在着“迫害文本”的四个范式的扩张与变形。普通“迫害文本”只有受害者的第一次的转变———不幸的转变 ,然而神话进行了第二次转变———幸运的转变 ,即神圣化的转变。这两种转变构成神话的替罪羊机制。但是后来的神话由于受到柏拉图理性哲学和社会道德的影响 ,经过改编和传播 ,逐渐淡化、消除集体暴力 ,最后掩盖、甚至粉饰集体迫害。《西游记》存在替罪羊机制 。

追梦人、镜子和替罪羊——浅析马克·吐温作品中华人形象

马克.吐温是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的著名美国作家之一,其作品广为我国读者熟悉。通过分析他作品中涉及华人形象的文章和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华人是追梦人,希冀实现理想;他们是镜子,照射出美国和美国人的黑暗面给美国敲响了警钟;他们又是替罪羊,承载着巨大压力和痛苦。这反映了吐温的复杂思想,一方面对华人的同情,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他们“他者”的身份。

试论美国文学中的“替罪羊”小说

“替罪羊”模式是美国小说用于表达思想主题的极为常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但到目前为止 ,国内极少有人对此专述。这里选取四篇具有鲜明“替罪羊”模式特征的小说 ,从内容、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透视它们在利用“替罪羊”模式时所表现出不同的深层主题涵义 ,展示这四篇作品艺术魅力的另一面 。

论福克纳小说中的替罪羊群像

威廉.福克纳作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旗手,对现代社会的替罪羊机制感受至深,在创作中反复着墨于替罪羊现象,分别从种族、阶级和家庭三个层面刻画了一组替罪羊群像。从个体上看,这些人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阶级或家庭矛盾的产物,但作为一个最终命运相似的群体,他们则在各自置身的紧张窘迫的关系场中,代表着一种平缓冲突、恢复秩序的力量。福克纳通过对人物被强制负罪的原由及受罚的仪式化过程的描写,深刻揭示了社会不公正、不人道的本质。

从“替罪羊”现象看社会紧张的缓释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巫蛊是对社会紧张的一种缓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有蛊者成为消除社会紧张的"替罪羊"。有蛊者与无蛊者因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下而成为隐秘的"合作者",维护的是所处社会的权力认知体系。有蛊者多半为女性这一事实,阐述的还不是男女两性角色模式,根本上是人们对女性与神灵间关系认知的表达。当然,这样的认知很容易被当权者——主要是男性所利用,而在演变方向上清晰地指向两性的社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