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最优产业结构测算

本文通过对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和要素供给者的跨期效用最大化目标进行联合求解,推导出了一个产业层面的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方程。笔者基于上述方程对辽宁省在1992—2009年间最优产业结构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辽宁省的实际产业结构同最优产业结构之间大体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这清晰地反映了国内重大经济事件对辽宁省国民经济的影响。该方程所涉及的定量指标为辽宁省制定产业结构优化战略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目标。

中国特色最优产业结构理论——兼对若干产业结构理论的批判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重商主义、重工主义等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三大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比重的大小并不能反映经济体的先进与否。经济发展本身不是某个产业的扩张,而是国民经济"四类"产业在结构上的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巩固与提升。是到了纠正西方向我们灌输的各种产业结构理论的时候了。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纳国学精髓和前人有关智慧,构建立足于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最优产业结构理论。

黑龙江省经济增长最优产业结构研究——基于PLS回归与发展型产业结构指数

以黑龙江省经济增长为例,利用偏最小二乘(PLS)回归模型求解得到1983~1992、1993~2002和2003~2012年3个阶段三次产业发展对生产总值增长的弹性系数,在此基础上定义了发展型产业结构指数,并利用实证数据间接证明了该指标与PLS回归模型的结果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根据发展型产业结构指数求得了3个阶段三次产业的最优产业结构,通过对比研究得出结论:黑龙江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分别经历了基础期、发展期和平衡期,并且产业结构还将进一步调整,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增长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模型与定量测算

本文通过对生产者和要素供给者的双重优化动机分析,开发出一个能够付诸定量测算的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模型。基于该模型对1992—2009年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的测算结果显示,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模型成功地量化了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重大事件对实际产业结构偏离最优产业结构程度的影响。该模型所涉及的定量分析指标,能为中国政府在制定和调整产业结构目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提供切实可操作的产业政策工具。

产业结构优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首先对最优产业结构的含义作出界定,然后建立了三次产业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出了关于各个产业产出的最优增长路径和收敛速率公式。其中,经济增长最优收敛速率的测算包括以下参数:各产业劳动产出弹性、各产业人口增长率、消费者主观效用贴现因子和风险回避系数。最后,基于上述公式对中国经济先行城市北京市1979—2009年间的最优产业结构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北京市的实际产业结构同最优产业结构之间大体保持着同向变动的趋势,三次产业在不同时期存在一定差异,这清晰地反映了现实中重大事件和政策等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产业结构偏离是否会导致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

长期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存在偏离现象,然而少有研究系统讨论产业结构偏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本文基于最优产业结构测算以及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分解方法,系统讨论了产业结构偏离对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微观机理。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偏离程度越高,总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越严重,并且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组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发挥作用,原因可能在于制度性因素与产业政策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地区比较优势无法充分发挥,阻碍了生产要素溢出效应的产生。

最优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一种新的度量方法与应用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种新的最优金融结构度量方法并构建了新结构最优金融结构指标。本文应用该指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均与最优金融结构有关,偏离最优金融结构将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影响在国家(地区)收入水平上表现出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为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提供了实证证据,印证了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的必要性。

宏观供给函数——基于以人为本的视角

没有资源供给增长就无从谈起,有了丰富的资源也不见得就有供给的增长,而想要以人为本的繁荣昌盛,不仅长期需要丰富的资源和优良的资源禀赋结构,还需要与其资源禀赋结构匹配的好制度。建立在不同产品可加总的总量概念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支持创新经济有限,中国金融体系要如何变革?

中国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发展已由低成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的发展模式呼吸唤金融创新。中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重低,加上市场化不足和过去监管错位,在支持经济创新方面作用有限。金融创新要探索与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使资本有足够的耐心,使金融风险管理适应创新经济,同时在明晰责任的前提下容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