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以乡村治理体系为研究对象

自治、法治、德治是三种不同的治理方式,三者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总体来看,三者不是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是核心,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基础。三种治理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可以实现善治,两两组合、三者组合也可以实现善治。只是善治的质量和水平不同,"单一治理式善治"小于"两两组合式善治",后者又小于"三者组合式善治"。自治、法治、德治还可以按照各自不同的强度进行组合,功能互补,形成无数的治理方式、无数的治理体系及无数的"善治类型"。本文认为,在实践中不应该追求"最优善治""最佳善治",而应该追求"最适宜的善治"。

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优治方案

【目的/意义】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和重要内容,也是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战略关键,还是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理性选择。【设计/方法】长期以来处于战略夹缝中的乡村治理存在效率与平等失衡、发展与稳定失序、生产要素流出与引进失谐、公共文化吐故纳新失语、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失效的多重困境。并且随着社会转型,乡村治理中出现乡村居民生存原子化碎片化、乡村组织形态软弱化涣散化、乡村治理制度内卷化悬浮化、生态环境污染叠加化扩散化的异化偏向。【结论/发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及时总结、反思乡村治理中自上而下的下乡政策和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模式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及技治四治合一的最优型善治方案。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多重转向与范式跃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和关键领域,也是国家治理的突出短板和攻坚对象。新时代乡村治理变革在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多重良性转向:基层政权从悬浮到下沉是乡村治理的第一重转向,从单一管理到多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第二重转向,从行政异化到回归自治是乡村治理的第三重转向,从二元割裂到一体发展是乡村治理的第四重转向。在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积极作为下,在科技支撑的基础上形成的四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契合乡村综合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进入新时代,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目标指向和格局塑造为标志,开启了乡村治理的4.0版,也即"自治为体、法德两用、技术赋能"四治合一的最优型善治。最优型善治更加有利于打造乡村治理的中国之治,实现乡村治理的范式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