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及其波动机理研究——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

文章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剖析了地方政府的最优环境规制及其波动,并讨论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引入的作用。首先,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以地方政府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并满足地方政府和企业激励约束条件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该契约表明当保持地方政府高环境规制水平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处于同等地位,根据各自的收益分配来决定责任分担的比例,并与二者各自获得的中央政府的奖励比例一致,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环境保护活动都不进行经济激励。其次,讨论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在中央政府强力介入、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和影响完全消失三个典型时期的周期循环波动及其机理,结果表明当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力介入,地方政府选择高水平的环境规制,这时企业生产努力水平和产量都较低,但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概率也最低;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时,地方政府即使无法获得额外收益,也会通过相对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来增加企业产量,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随之增加;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完全消失后,地方政府为获得额外收益和完成中央政府的经济考核,会选择低水平环境规制,企业的产量达到最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也最大,直至环境污染事故再次发生,进入下一轮的环境规制波动周期循环。再次,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规制引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中,得到包含第三方监管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最优契约的关键就是地方政府要确定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对当地居民的收买成本,第三方规制的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烫平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波动。最后,从解除地方环境规制部门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以保持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部门独立性、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以保持企业独立性和建立包含当地居民或者社会团体的第三方环境监管组织三个方面提出减小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波动、实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最优契约的政策建议。

标准委托—代理模型中最优契约和“陷阱”分析

以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为特征的"管理革命"的出现,使得不拥有企业资产的经理掌握了企业的经营决策权,而作为企业资本所有者的股东则必须为经理的经营行为承担风险。由于两者之间有利益冲突并存在信息不对称,股东面临着如何激励经理使之为提高企业绩效而努力工作的问题。

知识溢出、合作稳定性与知识链最优契约设计

知识溢出对知识链组织之间的合作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在不考虑知识溢出的情形下,知识链的稳定运行与合作伙伴的知识投入的努力程度无关;在考虑知识溢出的情形下,知识链成员的努力程度取决于合作伙伴的努力程度,知识链的运行不稳定。在此基础上,分别设计了两种情形下知识链组织之间合作的最优契约。

在有限执行假设下对最优契约的扩展模型研究

本文运用违约保证金条款改进了代理人事前报酬契约;在契约有限执行的假设下,扩展了代理人的逆向选择模型,并运用扩展逆向选择模型分析了改进后的最优报酬契约。文章指出,改进后的最优报酬契约严格优于委托人为防范代理人违约而被迫采用的非负参与性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报酬契约。

论企业战略联盟的最优契约设计

企业战略联盟是不稳定的,而设计联盟契约有利于维持联盟的稳定。企业战略联盟契约以事前激励相容而事后存在信息不对称及其产生的道德风险等为特征,因此,联盟最优契约的设计应当以承认信息不对称为前提、以激励相容为核心来构架,单纯的传统履约机制、自动履约机制和第三方实施的履约机制都很难解决合作风险。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最优契约原则模型要求:当关于对方企业的信息量充足因而信息对称时,联盟最优契约要按照传统契约来设计;当关于对方企业的信息量不足因而信息不对称时,联盟最优契约应当建立在利用产权进行治理的基础上;当关于对方企业的信息不完全时,默认的自动履约机制就能够保证契约的有效实施。

金融支持与产业升级的最优契约结构

本文基于Holmstrom和Milgrom(1991)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解释了政府与商业银行在支持产业升级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通过构建银行经营性业务与支持产业升级业务目标的激励机制模型,揭示商业银行最优激励契约均衡条件,刻画了在市场冲击情形下银行经营者经营行为偏离社会目标的发生机制,并从政府规制改善角度提出了金融支持产业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高等学校教师多任务激励的最优契约安排

高等学校是具有多重目标的复杂组织,教师作为劳动者拥有追求个人效用的动机,高校需要通过全体教师实现其多重目标,每个教师则需要承担多个任务,而每个任务目标又是多维的,因此,内部劳动力市场视角下,高校和教师之间呈现多代理人、多任务和多维的复杂委托-代理关系。在"岗位聘任制"的宏观制度框架下,通过建立以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得出不同情境和不同任务下的最优契约安排,提出高校教师激励机制设计的契约安排及优化建议。

风险规避下双方道德风险均衡行为与最优契约

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同时引入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风险规避问题,构建一般化的双方道德风险模型。借鉴两阶段动态博弈逆向分析思路,以确定性等价收入方法得到均衡战略行为纳什解与契约结构最优条件,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理论求解结果进行分析并发现:具有风险规避的双方道德风险均衡努力水平受相对重要性因子和产出份额的共同作用规律,揭示了双方风险规避度对最优契约的作用机制以及双方风险规避下相对重要性因子、风险因素和代理人保留效用对最优契约的影响规律。

公司接管简化模型及其治理主体最优契约

本文构建了一个公司接管简化模型,并据此分别就公司环境信息公开与否两种情形,对公司接管三方治理主体的最优契约进行了解析。本文尚指出,公司接管的协同效应能够促进公司价值的增长,公司接管的威胁则能够降低公司治理成本。

CEO薪酬解释:管理权力模式、最优契约模式还是其它

CEO薪酬的上涨触发了大量的公众争论和学术界的研究,一位经济学家发现20世纪90年代急剧增长的CEO薪酬其速度已被研究它的文献所赶超,研究所带来的是错综复杂的解释,为了探求企业薪酬决策的本质和命运,本文对管理权力模式和最优契约两种模式了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全面梳理,最后,结合两种模式的特点、内涵以及历史轨迹,提出了"问题远非终结,或许‘,品类’而非‘品牌’的思维,‘共演’而非‘极端’的哲学才能成为合理解释的依托"的构想。

基于委托人时间不一致性偏好的最优契约和投资问题

为了研究委托人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好对最优契约和投资策略的影响,将委托人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好与最优契约和投资Q理论模型相结合,通过拟双曲贴现函数描述委托人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好行为,采用动态规划方法得到了委托人在时间不一致性偏好下的值函数和最优投资的数值解.研究结果显示委托人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好程度越大,委托人收益越少,代理人的初始薪酬和最优薪酬支付边界越低,企业投资不足的现象越严重.这表明委托人的时间不一致性偏好直接影响着最优契约和投资策略.从委托人的时间偏好角度解释了委托人利益损失和企业投资不足的现象,为委托人制定最优契约和投资策略提供理论指导.

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最优契约——契约补偿、私人利得与股东保护间的均衡

传统公司治理都和股东与管理者间的利益冲突有关。1976年Jensen和Meck-ling提出股权分离学说,认为管理者倾向于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本文拟运用具体的分析框架,从研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代理问题入手,来重新审视关于价值转移的争论。

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最优契约——契约补偿、私人利得与股东保护间的均衡

传统公司治理都和股东与管理者间的利益冲突有关。以股权分离学说为基础的代理理论认为管理者倾向于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文中拟运用具体的分析框架,从研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代理问题入手,来重新审视关于价值转移的争论。

多元化天使投资的最优契约

天使投资又称非正式私人风险投资,在国外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是中小企业创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利用委托代理模型以两个项目为例研究了多元相关项目下天使投资的最优契约,结果发现企业家的最优支付与项目之间的相关性成反比。

道德风险下的最优委托理财契约研究

本文考虑在离散投资环境中,基金投资委托人与管理人之间的线性最优契约问题.在指数效用函数和管理人道德风险的前提下,将问题描述为多目标规划模型,通过运用多目标优化条件求出问题的解析最优解,即最优线性契约和最优投资组合.进一步论证表明,基金管理人的最优业绩报酬应包含部分固定费用、管理成本以及超额投资收益,同时证明了管理人的最优投资组合符合经典的两基金分离定理形式.

证券市场流动性、价格有效性与最优契约设计

本文研究市场流动性的作用。我们的分析表明，市场流动性通过影响交易者收集私人信息的激励而影响交易价格的有效性。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最优经理人报酬契约中应该包括股票价格这一变量。然而，当市场流动性不足，从而价格缺乏效率时，我们不应过多依赖价格变量。

一个动态递归代理模型及半线性的首选最优契约

动态递归代理模型是基于一个遵循马尔可夫过程的自然状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重复代理模型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人们发现最优的努力程度不仅取决于现在的绩效，而且也取决于过去的绩效，当前与过去努力程度的不一致是最优契约的决定因素。在一个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风险中性的特殊例子中，首选最优可以通过一个半线性的契约得到。在另一个特殊的重复代理情形中，当贴现率收敛于0时也会达到首选最优。对更一般的模型，我们发展了可以借助MathCAD来得到数字解的计算方法。

最优长期契约的记忆性和鞅性质

分析了两期的道德风险模型,运用最优规划的方法,导出了最优的长期契约,证明了完全承诺下的最优长期契约具有记忆性和鞅性,它将当前的支付与未来的回报或惩罚联系在一起,为进一步分析、研究长期契约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基础工具.

代理人自利行为下的最优激励契约

在线性契约委托代理框架中引入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主要从隐藏收益和在职消费两种自利行为视角分析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对最优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通过理论模型和数值分析发现,代理人隐藏、转移收益自利行为降低了最优激励契约业绩薪酬系数。代理人在职消费自利行为提高了最优激励契约业绩薪酬系数。说明代理人不同自利行为下,委托人提供的最优激励契约是不同的。从代理人的最优努力程度来看,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自身的努力水平。研究表明在当前我国企业薪酬激励制度背景下,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可能表现为一种自我激励机制。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目前薪酬激励扭曲的后果和未来薪酬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