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存在最优政府规模曲线吗

本文运用格兰杰方法对我国1978-2004年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我国政府规模的格兰杰原因,但政府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论说明我国并不存在最优政府规模曲线,但验证了瓦格纳定律,同时也为我国现阶段的财政政策取向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最优政府规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大政府-小政府之争

在公共经济学与发展政治学中,政府规模是最经久不息的研究课题之一,而大政府与小政府孰优孰劣也是公共政策争论的重点话题之一。一般认为,只有把政府规模控制在适度的范围,才能保证政府更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旦超过适度规模,政府就变成了大政府。可是,对于何为适度或最优政府规模,学界众说纷纭。政府规模适度或最优水平的确定,与确定政府的施政目标有关,而施政目标的确立与政府职能的界定有关。如果仅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那么最优政府规模的测算结果会偏小;如果在经济增长之外引入多元社会发展目标,那么最优政府规模的测算结果会增大。此外,最优政府规模的研究还需考虑到政府施政效率和公共部门绩效的因素。由于很多社会发展指标、政府施政效率和公共部门绩效的可度量性低,且由于在政府究竟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职能的确定上分歧巨大,致使有关大政府与小政府孰优孰劣的争论会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

最优政府规模的测度及其与经济效益关系研究

通过对Lynn Mac Donald构建的最优政府规模模型进行扩展并构建计量模型,用政府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两大指标衡量政府规模,使用我国1990~2013年的宏观统计数据对政府规模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及29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最优政府规模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政府规模是影响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资金规模比人员规模的影响要大,部分省级行政单位已经非常接近最优政府规模,但是还有很多省级行政单位存在政府支出不足或政府支出过度等现象。

经济发展、治理质量与最优政府规模

如何理解和确定政府的最优规模,这不仅是发达国家,也是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关注的问题。鉴于中国在经济发展与转型双重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特殊性,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应该如何正确理解政府的最优规模以及如何准确估算政府的最优规模。文章基于“Armey曲线”的主要缺陷和经验文献的结果争议,对现有的最优政府规模理论进行反思批评,采用嵌入政府质量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方法,发现在考虑经济发展和治理质量情况下,我国最优政府规模被大大低估;在考虑不同区域差异性和不同时间的情况下,我国最优政府规模呈现出地区异质性和时间动态性。

理想还是幻影:超越最优政府规模迷思

政府规模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也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其中,地方政府因处在公共服务供给的最前沿而使其规模问题备受关注。最近几十年来,许多地区由人口减少导致的财政困难引发了各种改革计划,规模经济以及人们的直觉常常被作为改革的基础逻辑,追求最优政府规模则成为改革的潜在目标。政府规模所处的政策供给市场具有复杂的变量关系结构,人口规模只是政策供给端的潜在影响因素之一,而有关最优政府规模的讨论往往只是相对于经济增长展开的。政府规模是一个关系概念并具有动态性特征,其测度也表明了这一特征。随着危机管理、风险管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常态,政府规模似乎也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杠杆功能。最优政府规模虽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但代表着一种平衡的理念,很大程度上可抑制有关政府规模的极化思考并有助于约束政府行为,同时也提示了不同政府规模应对现实问题的不同潜力。

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估计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采用Barro和Karras的分析方法，利用我国28个省市区1978～2004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Barro规则”。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是显著生产性的，但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均提供过度，最优政府规模为10%（±1%），比实际政府规模要小，且财政支出及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与相应的政府规模显著负相关。

转型期政府规模的最优化研究——以老挝为例

1986年以来,老挝政府实施了"新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由中央计划经济转为市场分配机制。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规模的最优化对老挝而言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研究表明,目前老挝政府规模过小,政府增加公共支出能够促进老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汉森(Hansen,1996,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以实际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并以拉姆(Ram,1986)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来检验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以及确定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emy曲线关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门槛效应,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为11.6%,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文的研究样本范围内,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规模水平且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样本数为284个,小于最优规模且促进经济增长样本数为52个,这说明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大多数时候是过分膨胀的,应该削减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财政规模:理论与实证检验

在Barro的政府规模的内生决定理论框架下,运用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规模的面板数据,实证性地估计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最优财政规模区间以及分区域地方政府的最优财政规模区间。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是生产性的,但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规模过大;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边际产出均显现出随其规模扩大而缩小的效应;中国地方政府一般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实际规模均远远大于平均最优规模。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估计

政府基本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相当的政府规模是确保政府履行其职能的基础,同时,政府行为又是弥补市场功能缺陷、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本文拟通过扩展的内生增长模型,在理论上分析对相应于经济增长的政府最优规模的存在性,并利用计量方法估计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探讨基于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成因及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最优规模设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经济增长。中国地方政府服务的边际生产力为0.42,显著小于1,这说明政府服务供给过度;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占GDP的比重为10.188%,而目前各地方政府的实际规模均已超过这一最优规模,应从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管理体制,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等方面入手,着力优化政府规模。

中国式分权、晋升考核与最优政府规模

本文利用1998—2014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不同的方法测算了中国的最优政府规模。实证结果表明,从经济增长角度测算的最优政府规模大致保持在9.4%,从经济发展角度测算的最优政府规模则在17%左右。在嵌入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后可以很好理解两者间的巨大差异。在晋升锦标赛下,地方官员为了升迁而采取“国内生产总值(GDP)竞赛”,从而导致地方官员只关心短期经济增长而忽视长期经济发展,实际地方政府规模处于经济增长角度与经济发展角度两者估算的最优政府规模之间。地方政府这种“功利主义”的根源在于官员绩效考核标准的单一性,即需要提高诸如民生、环保等维度的考核标准从而耦合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实现两者的同步提升。

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基于AHP模型的比较研究

采用可行性强、科学有效(尤其适用于难以量化领域的评估)的研究方法———层次分析法(AHP),构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评估体系,并运用我国30个省、市、区(不含西藏)200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不同省、市、区政府规模的精简指数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基本吻合的,政府规模也存在一个最优规模的问题,各级政府应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确定适度的政府规模,而不可盲目压缩或者扩张,要以效率为导向;同时,要考虑公平、清廉等其他因素,以期对政府机构改革带来一些启示和参考。

政府财政支出与区域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的门槛检验

正确理解和评估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财政支出的效率,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体系。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倒U形,存在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门槛效应。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财政支出最优规模的测算发现,很多省份都已经超过或接近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减弱,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支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由于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距离不同,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很大差异,西部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很低。

政府支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基于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对称和非对称倒"U"方程检验民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对其效果的影响,对最优民生支出和偏离最优规模的效率损失进行测度,然后研究消费和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对其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民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对称倒"U"关系,多数省份低于最优规模,但正向最优规模靠拢;产业结构会提高最优民生支出规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民生支出规模低于最优规模,但西部地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最优规模,偏离最优民生支出的效率损失从东、中到西依次递减;消费和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产业结构对消费性支出效果的影响不显著,但会减轻生产性支出的抑制效应;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民生和生产性支出的扩张而增大,但受消费性支出扩张的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