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资产泡沫与最优政策:基于带有多部门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视角

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试图回答发展绿色经济与经济增长和家庭福利之间的关系,并求解对应的最优政策水平。通过构建包含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在绿色部门中引入资产泡沫,发现绿色泡沫的出现能够缓解绿色部门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带来绿色部门相对传统部门的规模扩张。但在一定的参数条件下,经济增速会下降,这取决于泡沫的信贷放松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同样,针对绿色部门的补贴政策也有可能使得绿色部门扩张和经济增速下降同时出现。随着家户对绿色部门偏好的增加,虽然最优政策水平下所隐含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但是居民的福利水平是上升的。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框架也可用以讨论高质量发展和绿色经济的关系,以及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问题的分析。

能源结构调整与雾霾治理的最优政策选择

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空气质量持续恶化,雾霾天气亦频频出现,带给人们身心健康极大的危害。雾霾的治理应于根本上解决,针对性地调整能源结构,合理处理能源结构调整与雾霾治理之间的关系,提出最优政策处理雾霾治理中的问题,确保雾霾得到有效处理。

生活垃圾管理的最优政策设计——一个文献综述

通过构建生活垃圾管理经济政策的理论机制,推导出各种可能的最优政策设计组合,并基于此对世界各国生活垃圾管理的经济政策设计研究进行综述。下游政策、上游政策及押金返还制度这三种用于矫正生活垃圾负外部性的最优政策设计,期望通过在生活垃圾产生的各个阶段设计经济激励政策,以改变公众的垃圾处置行为,引导其决策行为朝最优资源配置的均衡点趋近。综述其他国家垃圾治理的经济政策经验,对于中国匹配合宜的垃圾收费经济激励组合、提升生活垃圾管理的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农村养老保险、养老金待遇与最优政策组合

采用OLG模型考察了农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集体补助率、地方政府补贴率、基础养老金率和人口增长率对资本积累、人均消费和养老金的影响,并寻求政策变量最优组合。研究发现,提高个人缴费率会增加养老金;提高集体补助率、地方政府补贴率以及人口增长率下降都会增加资本劳动比、人均消费和养老金;提高基础养老金率会降低资本劳动比和人均消费而增加养老金。同时,最优的地方政府和集体补贴率随最优基础养老金率同方向变动。若最优基础养老金率不变,则人口增长率小幅变动会引起最优地方政府和集体补贴率大幅反向变动。根据影响方向和力度,应提高个人缴费率和集体补助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维持现有基础养老金率、相应提高地方政府补贴率,控制人口增长率。

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最优货币政策和货币状况指数研究——基于1992—2022年中国数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显示在外部冲击下,利率、汇率和最终目标高度相关。以理论模型为基础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探究,发现其政策权重受消费者、生产者和中央银行的行为等模型参数的影响。进一步构建货币状况指数(MCI),其权重不仅取决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利率平价参数等的变化,还依赖于最优货币政策参数的变化。根据1992—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最优货币政策参数为1.1823,意味着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操作的,且赋予经济增长以更大的权重;估计出MCI的权重为0.7867,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1%相当于实际汇率下降0.79%,实际利率变动的影响弱于实际汇率。最后本文研究表明货币状况指数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目标变动的先行指标。

相对稳定的人民币还是最优政策

市场近来又开始担心中国是否会加速人民币贬值以刺激经济。实际上,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人民币汇率相对主要国际货币或主要出口竞争对手货币较为稳定,而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符合中国经济的最大利益。

上海宝山给予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最优政策支持

近日,上海市宝山区研究出台了《宝山区关于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涉及10个方面19条新政,旨在给予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最优惠的政策支持,促进海内外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集聚,加速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财政整顿、“双支柱”政策与最优政策选择

政府债务的应对规则及其背后的金融风险问题,在现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往往被忽视。基于经典的NK-DSGE模型,本文将财政压力、财政整顿特征纳入到金融系统中,通过一般均衡的视角讨论经济政策的宏观效应,进而讨论不同政府宏观管理目标下的最优政策选择。研究发现:中国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显著。然而,政府债务规模增加,不仅造成财政空间缩减,抑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会影响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财政整顿规则能够减弱扩张性财政支出的负面效应,提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宏观审慎双支柱+财政整顿政策"不仅继承了原有"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的优势,同时还能充分利用经济周期性上行,降低政府债务规模,确保赤字和债务进入稳定的下行通道,预留财政空间;"宏观审慎双支柱+财政整顿政策"组合显著优于"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表明仅仅依靠宏观审慎工具来解决金融不稳定可能还不够谨慎;设置纳入财政整顿特征的"大宏观审慎政策",将消除或减弱经济摩擦对经济的扭曲,使经济达到有效均衡状态,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及其最优政策——基于多部门DSGE模型的研究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金融稳定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随之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到了更高的优先级,建立并不断完善了专司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政策。然而,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之间既有协调也存在冲突情形,因此如何实现宏观审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有效协调,成为当前所面临的一项重要命题。文章建立含有金融部门及逆周期资本充足率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DSGE模型,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的适用性,并对政策的协调搭配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降低经济系统的波动性,然而过度强调金融稳定目标,可能会引起社会福利损失增加,有违宏观审慎政策的初衷。在轻度金融风险冲击下,传统货币政策即可有效应对,而当风险冲击程度提高之后,传统货币政策的功能边际下降明显,此时宏观审慎政策与扩展型货币政策组合的施政效果最佳。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冲击类别、风险程度,差异化地实施政策安排,从而达到金融稳定和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的均衡点。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的最优政策

本文根据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转型特征,建立了关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一个模型,分析比较了不良贷款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行清理和进行剥离这两种处置方式的政策效果及其最优的选择。文章提出的政策建议为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最棘手的不良贷款处置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最优交通政策及其连贯性与交通事故的变化轨迹

中国交通环境在恶化,政府部门需要设计并实施合理的政策,以形成良好的交通秩序。通过建立政府最优干预政策的一般模型,使用最优控制的方法,证实了交通事故存在着动态变化轨迹。而最优政策干预政策水平取决于交通事故增长率、人们可以接受的交通事故率及政策决策者的耐心程度(时间偏好)。由于中国政府部门存在独特的任期结构,本文进一步地分析了政策不连贯可能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决策者是否存在连任或晋升的可能性直接关系到任期末的事故率。当决策者迫切寻求连任时,在其任期末会制定一个严格的交通政策,从而降低事故率;而当决策者不存在连任机会或者不在乎连任时,在其任期末,其可能会放松对交通的管制,这会使得事故率上升。因此,最优的交通干预政策决策者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同时,政策本身需要保持连贯性。

资产价格、汇率与最优货币政策

资产价格和汇率会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影响,而货币政策也会对资产价格和汇率的变动作出响应。在考虑包含资产价格和汇率的央行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采用最优化方法求解出最优货币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可进一步构建出我国央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或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结论表明,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首先应重点关注资产价格(股价),其次应注重国内物价(通胀)和汇率,以及货币供给的增速,最后才是产出缺口。我国应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实行利率政策为主导的货币政策机制;加强对资产价格的监控与管理,将资产价格的变化状况纳入到日常的管理体系中;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失业波动、社会福利损失与中国最优货币政策

通过构建并校准一个包含失业与物质资本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笔者考察了存在失业情形的中国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笔者分别考察与比较了最优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完全承诺以及严格盯住通货膨胀、严格盯住工资通胀、混合规则等最优简单货币政策规则下的社会福利损失,结果表明混合规则的最优简单货币政策规则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最为接近。这一结论对于失业问题日益严峻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盯住目标的选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分析

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和时滞取决于货币政策规则,在非紧刹车或急扭转情况下,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有效;在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下,利率规则能使实体经济平滑地趋于稳态水平,而货币供应量规则需经历多轮周期性调整后才能趋于稳态水平;同时,运用利率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低于运用货币供应量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利率规则显著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

外溢效应、预先承诺和最优研发政策

根据企业与政府预先承诺能力不同,本文在一个研发活动中存在外溢效应的动态框架下考察了三种情形下的最优研发政策:FCE(完全预先承诺均衡)情形下,存在转移租金激励、外溢及反外溢激励的权衡,且在外溢及反外溢激励较大的情形下,最优政策表现为研发课税;GCE(仅政府预先承诺均)情形下,除了前三种激励,还增加了一项抵消企业策略行为的补贴激励项;SE(序贯均衡)情形下,进一步增加了抵消国内公司操纵第二政府时期补贴策略行为的补贴激励项。在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的情形下,SE有可能削弱通常的“市场换技术”论调。

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与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的货币政策受到了国内外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日益突出,但经济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会影响和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根据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理论,借鉴外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实施的经验,选择中国最优货币政策,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运行有效是宏观经济能否稳定的前提。

企业研发投资的外部效应与最优补贴政策

本文结合传统的企业研发决策理论,引入研发投资的外部效应,讨论了研发投资的不可撤回性、技术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决策、政府研发投资补贴政策和对撤资行为的税收政策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政府补贴政策、税收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不可撤回性和技术不确定性无关,补贴率和税率的确定仅取决于研发投资外部性,且对研发投资的补贴率和对撤资行为征税的税率相等。

汇率波动、财政赤字与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本文构建了包含汇率和财政赤字以及资产价格的IS-Philips曲线,在此基础上引入央行损失函数推导了最优利率反应函数并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汇率与财政赤字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化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资产价格波动对均衡利率的影响最大,其次才是产出和汇率波动,而政府财政赤字水平对于均衡利率的影响很小;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产出缺口、价格水平以及资产价格的反应权重会受到央行损失函数中贴现因子与货币政策赋予产出稳定权重的影响,而政府财政赤字与汇率的变动不会受到贴现因子与产出稳定权重影响。

工资加成、就业抑制与最优货币政策分析——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反馈?

本文首先通过SVAR模型确认了工资加成冲击对劳动就业的动态影响,结果显示工资加成冲击能产生就业抑制效应。在这一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一个动态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并利用贝叶斯MLE方法估计了模型的结构参数,模型产生的就业动态比较好的匹配了实际经济中的经验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垄断竞争和劳动力市场存在工资调整刚性的环境中就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是否应该对劳动力市场动态进行反馈调控作了比较详实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在传统政策规则基础上加入工资缺口或劳动就业缺口的最优考量,将会降低通货膨胀和劳动就业缺口的波动性。而且,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动态政策反馈可以缓解工资加成冲击的就业抑制效应。进一步,相对于工资缺口反馈这种价格型调控方式,劳动缺口反馈这一数量型调控方式呈现出了更大的政策优势。

贸易开放度对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影响

贸易开放度提高对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选取有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小型经济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MATLAB随机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水平下各货币政策规则的表现与福利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提高通过改变各宏观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反应程度影响货币政策规则的效果,在促进产出的同时增加了社会福利损失。根据金融危机后中国面临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中国应该在保持通胀和汇率稳定性的前提下谨慎提升贸易开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