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最优税理论看税收政策的有效性

首先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税收政策进行了诠释,然后选择性地分类对最优税理论的发展进行了述评,最后得出了几点最优税收理论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启示,认为税收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并非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税收政策制定的有效不等于税收政策的有效,税收政策的有效应有利于解释和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最优环境税、影响因素及配套政策效果研究

基于创新驱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引入健康生产函数,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我国最优环境税的选择、影响因素及配套政策效果。研究表明,基准经济下最优环境税是23.47%,最优环境税随着家庭健康偏好、健康生产弹性和健康污染弹性的增加而降低,随着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而增加;我国最优环境税税率的制定应建立在准确测度家庭健康偏好、健康生产弹性、健康污染弹性和污染治理效率的基础上,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采取提高家庭健康存量的政策比提高健康意识的政策更重要,单纯提高健康生产效率的政策具有动态无效率性,需辅以提高研发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提高污染治理效率的政策比降低健康污染弹性的政策效果更好。

环境税收政策抉择机制优化研究——从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视角出发

企业是环境治理的主体,政府的环境税收政策应以激发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为目的。本文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影响考虑到生产函数中,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发现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是实际经济系统特征参数内生决定的。当环境税赋占GDP比重上升时,社会福利水平、经济增长和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污染排放水平持续下降。但对于不同的政策目标,政府最优环境税税率不同,并且单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企业环境污染治污效率的方式具有动态无效率性,而环境税收以专项补贴形式用于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补贴可以极大地拓宽环境政策的决策空间,弱化环境政策的决策难度。为此,政府有必要设立环保基金,将环境税收纳入环保基金,通过专款专用的方式对环境治污技术研发进行专项补贴,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环境税的政策效果。

最优铸币税下的通货膨胀探讨

文章构建了我国的实际现金余额需求函数,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了我国铸币税最优化的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余额增长率公式。并用我国的1978～2007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增加铸币税来弥补财政赤字,摆脱通货紧缩的趋势,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最优差别碳税决定的模型分析

文章从外部性原理分析了碳税的基本原理和决定思路,指出构成最优碳税的两个决定要素,通过构建一个差别碳税气候经济学模型,并利用我国分地区投入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最优碳税的计算,据此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最优铸币税与汇率制度选择

封闭经济中考虑税收边际成本与最优通货膨胀率即可决定最优铸币税,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汇率制度导致政府不同的货币政策选择,进而决定最优铸币税不同收入水平。

最优水污染税的理论分析:基于庇古税

水污染作为一种具有负外部性的厌恶品,带来市场效率的损失,纠正的方法之一是征收庇古税。按庇古税基本原理,最优水污染税确定的原则为:对每一单位水污染征收的税收等于该单位水污染带来的边际外部成本。然而边际外部成本量化困难,运用现值法和或有估价法来具体量化准庇古税是个可行的选择。

西方优化税制理论的发展及其前沿

国际上优化税制是一个热门话题。西方优化税制理论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 ,但也存在一些缺陷。

基于就业视角的中国最优碳税分析

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是否引入碳税政策一直为学术圈所讨论。基于就业视角,分析碳税对宏观就业影响的机制,并在传统DICE模型基础上,将就业作为内生变量引入模型,在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更精确地求解中国2010-2020年应该征收的最优碳税额,经计算发现,中国最优碳税额随时间呈递增趋势。进一步分析碳税对宏观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最优碳税额下,碳税政策对我国宏观就业的影响是负向的,且随着最优碳税额的上升,负向影响有递增趋势。

高速公路改扩建后增值税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政策,以便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根据税收政策的引导,企业如果能在税法规定的基础上合理选择计税方法,进行税务筹划,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税负成本,进而增强企业的效益。以交通运输建筑服务行业为例,通过对税负临界点的测算,根据企业纳税身份及所对应的增值税税率,判断应采用最优计税方法,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从中获得的资金可以更好地助力我国高速公路事业的发展,为我国交通事业提供更优、更好的质量保障。

关于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思考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进行新一轮税制改革,结构性减税正是符合我国新的税制改革的要求。本文通过对结构性减税的理论依据及其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主张及具体建议。

铸币税与金融风险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铸币税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与通货膨胀税有着紧密联系 ,是金融风险的诱因之一。为消除潜在的金融风险 ,保持最优铸币税的有效性 ,必须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论我国生态税征收和比较的分析

本文认为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应该进行生态补偿,而税收是有效的生态补偿的经济手段。在分析税收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生态税从现行税收体制中单列的技术系统,建立了动态征收生态税的模型和比较不同地区税负水平的方法,最后提出了我国税制建立的设计原则。

个人所得税改革如何体现效率和公平

经过十多年的运行,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社会财富差距上作出贡献后,其弊病也在不断突出。为了能让个人所得税在国民经济中近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个人所得税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就是围绕这个课题展开研究,通过吸收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对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进行分析,同时提出其改革方向和措施,促进中国个人所得税更加合理,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习惯形成下的最优货币政策

著名的弗里德曼规则指出,最优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设置名义利率等于0来实现。本文构造了基于习惯形成的最优货币政策模型,并使用主方法求解了模型。本文的研究表明,当家庭的效用函数偏好具有习惯形成的特点时,弗里德曼规则仍然成立。

环境税改革与“双重红利”假说:一个理论述评

环境税作为一种旨在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的制度安排,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潮流与趋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寄望于环境税改革,建立一种有效的环境友好型经济激励机制,一方面改善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提升经济效率、解决经济问题,获取环境和经济“双重”的收益,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有关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研究不仅为自1990年代以来各国实施的环境税改革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理论支撑,还为各国政府的环境经济政策效应评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更是反映了全球各国绿色税制改革的最新动态和趋势。文章基于环境税改革问题的制度性反思,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原则,采用文献梳理法与历史分析法,总结四十年来有关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的研究,阐述“双重红利”假说的理论逻辑,厘清关于“双重红利”的质疑及回应,梳理最优环境税的研究脉络,在对现有文献做出评述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并从既有理论研究中汲取实践智慧,对未来环境税制度的持续改进提出建议。研究表明,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更多地是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该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经济环境、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等因素。研究还发现,有关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新近研究表现出三大特征,即研究方向紧扣各国战略需求,研究问题更加关注制度操作层面,研究视野更加注重全球制度协调。可以预测,相关研究在未来将呈现三大趋势:①逐步“去内卷化”,更加注重有建设性的研究,体现理论工作的边际贡献;②更加“接地气”,在回答环境税改革应当“怎么改”、获取“双重红利”应当“怎么办”方面寻求突破,并更加注重政策操作以及国际协调方面的实践问题;③更加注重“理论框架+方法论”的结合,在不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合理化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更多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认为,中国应当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立足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紧扣未来国家发展战略,在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实现统一,让环境税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包容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基础设施。

基于兰姆赛法则下的碳排放税率确定

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很多,对碳排放征税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试图对最优税率选择提供一个确定的方法,在不考虑环境因素对整体福利影响的前提下,利用兰姆赛最优税率思想,将排放量的设定与最优税率确定相结合,同时将减排技术因素纳入税率决定因素来确定最优的碳排放税,以使得本国的福利在征税后保持最大化。

基于系统动力的碳税调控下城市工业低碳演化趋势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基于系统建模,论文对2010-2019年天津工业部门低碳运营水平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2025年天津市工业碳排放强度将比2010年降低39.69%,基本实现论文设定40%的目标。论文中引入碳税变量进行模型修正,发现当碳税在10-25元/吨区间内时,随着碳税的增加,工业碳减排量成倒U型变化,19元/吨是最优碳税。

经济增长框架下的最优环境税及其配套政策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模拟运算

开征环境税已经成为我国环保政策的现实选择。本文通过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引入环境的外部效应构建了一个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本文的模型中,最优环境税是使均衡增长路径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环境税,最优环境税的税率由刻画实际经济体特征的各参数内生决定。开征环境税的过程中必须使用配套政策以降低环境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开征环境税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环境偏好程度或环境边际再生能力的配套政策能同时起到改善环境质量、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但单纯促进技术进步的配套政策不利于环境保护和长期经济增长,通过技术研发来提高企业对污染的"利用效率"具有动态无效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