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最优财政分权度初探

一个有效的经济 ,必须是一个对资源、机会、风险及社会权力进行有效配置的经济。就财政方面而言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就税收收入进行分配 ,并使其达到最优 ,直接涉及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经济活动提供所必须的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以国家公共产品、地方公共产品和私人资本为投入变量的Cobb -Douglas生产函数的分析表明 ,地方政府占有的税收收入的比例 ,等于地方公共产品的弹性除以地方公共产品的弹性与国家公共产品的弹性之和的所得时 ,财政分权度达到最优。

基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究最优财政分权度

一、财政分权的理论基础 （一）穆斯格雷夫（Musgrave）权理论 这一有关地方、中央权力的理论，从财政主要职能的配置、分配及稳定三个方面来探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存在的合理性。R．A．穆斯格雷夫和R．B．穆斯格雷夫认为公共产品的关键特征在于受益范围的空间限度。一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是地方性的；一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是全国性的，他们将财政结构划分为各级行政单位。

最优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财政的过度分权与过度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最优的分权水平。与最优的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 ,存在着最优财政分权水平 ,这一水平取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于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份额。本文对中国 1 994年财政制度改革以来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检验 ,结果表明 ,中国财政分权水平既并未能有效地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 ,又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未来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挑战更多的是如何选择适度的财政分权水平 。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反常”关系研究

本文对1982—2004年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段研究结果表明,1982—1993年二者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证明是负相关的;1994—2004年二者的关系尚不明晰。整个样本时段内,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反常"的"U型"关系。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观点相悖,且也背离了普遍认同的"财政分权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中印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关于财政分权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大量实证研究结果是相互矛盾的,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中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建模所依据的基础模型中只包含了财政支出分权变量而没有包含财政收入分权变量;二是在数据选择上没有考虑最优财政分权度相对稳定的必要性。由此出发,本文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实证研究基本模型,以及数据选择的限制性条件。运用这一结果,本文根据中印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建立了一组逐步加入两类可控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990年代末至今,中印的财政支出分权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财政收入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则不同:中国的财政收入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印度的财政收入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