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最优财政支出规模测算——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项研究

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运用巴罗的财政支出自然效率条件和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别对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进行测算,发现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分别为2. 33%和0. 81%,目前两项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皆已超过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缓解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压力,保证养老保险制度的良性运行,建议落实划转国有资本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政策,实施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激发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缴费的积极性。

Armey曲线与中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学术界在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实际上,已有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两者关系的线性设定。而Armey曲线否定了传统的线性研究前提,解释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直观地揭示了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存在性。我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为0.1657,即当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0.1657时,财政支出可以最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条件下江西省最优财政支出结构研究——基于Barro内生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Barro经典研究的基础上,将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因素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中,分析了持续经济增长条件下的"最优财政支出结构",并利用江西省1996-2011年间财政支出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验证,结果显示:经济建设类支出、科教文卫类支出和社会保障类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行政管理类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江西省实际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发现江西省财政支出结构正逐渐向最优财政支出结构收敛,但仍应进一步将重心由经济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向科教文卫等公共性支出转移。

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我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改进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当前经济状况[1]下应保持何种财政支出规模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文章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在该函数[2]中加入财政支出这一自变量,以说明我国当前财政支出规模的状况,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民生财政支出最优规模测算: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采用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长期内生经济增长的角度,以辽宁省为例,使用2010—2020年的数据测算了民生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最优比重,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最优比重为21.270%,教育财政支出最优比重为13.790%,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最优比重为5.350%,一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最优比重为10.370%,民生财政总支出最优比重为50.780%。从与辽宁省实际财政支出的对比可知,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财政实际支出已超过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而教育、一般公共服务财政实际支出略低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基于此,笔者结合辽宁省的具体情况,给出“十四五”时期民生财政支出增长模式,并提出了准确把握民生财政支出方向、合理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总量、降低民生财政支出风险、加强民生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等对策建议。

我国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汉森(Hansen,1996,2000)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以实际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并以拉姆(Ram,1986)的两部门生产模型构造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来检验我国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Armey曲线关系,以及确定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emy曲线关系,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存在门槛效应,我国的最优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为11.6%,实证结果还显示:在本文的研究样本范围内,政府财政支出规模超过最优规模水平且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样本数为284个,小于最优规模且促进经济增长样本数为52个,这说明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在大多数时候是过分膨胀的,应该削减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优化: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包含消费者、生产者、人力资本和政府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下,区分生产性和消费性财政支出,分析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效应回归模型求解经济增长目标下的财政支出适度规模和合理结构。结果显示,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非线性影响,最优支出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值分别为31.28%和50.13%。区域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西部地区最优支出规模大,东部地区最优支出结构水平高。经济增长目标下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提升空间最大的分别是西部和中部地区,南方地区无论是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最优值还是提升空间均高于北方地区。建议财政支出调整优化政策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通过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强软环境建设,以提升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北京市财政支出最优规模及趋势变动预测研究

运用1978-2006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和实际财政支出数据,对北京与其它省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绩效进行对比分析;利用Barro自然效率条件测算北京市财政支出适应经济增长的最优规模,并通过VAR模型对未来几年的趋势变动进行预测。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当代财政理论的探讨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迁的回顾,在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支出规模研究的基础上,采用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曲线关系,进一步估算出我国最优财政支出规模,对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财政支出与区域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的门槛检验

正确理解和评估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财政支出的效率,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体系。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倒U形,存在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门槛效应。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财政支出最优规模的测算发现,很多省份都已经超过或接近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减弱,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支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由于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距离不同,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很大差异,西部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很低。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财政支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财政支出中,财政投资具有生产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说明如果今后增加教育、科研、卫生等支出,优化投资结构,增加基础设施等制约经济增长瓶径等方面的投资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消费与经济负增长相关,这说明我国的财政消费规模已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如行政机构人员过多等问题,政府应该结合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合理界定公共支出范围,削减财政消费规模。本文通过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