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死亡率与最优退休年龄的动态变化关系

文章就中国基本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在Sebnem Kalemli-Ozcan所建立的"死亡率变化,不确定效应和退休的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改进。并建立了我国人口死亡概率与最优退休年龄动态变化模型,通过分析得出法定退休年龄与最优退休年龄短期内存在不同步的现象。最后给出了具体解决的方案。

基于给付确定制的最优退休年龄经济模型分析

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最优退休年龄问题提出用经济学方法处理的新思路 ,先介绍国外计算给付确定制基本养老金的两种方法 :模式计划法与传统或常规计划法 ,再基于模式计划法的给付确定制基本养老金模式 ,通过数量经济分析方法 ,构建养老金福利计算的经济模型 ,并据此描述工作年龄、利率、退休年龄、去世年龄等经济变量共存的数量关系 ,给出在任意年龄实际退休时 ,员工可得养老金的预期现值 ,最后得到以取得最大养老金福利为目标的最优退休年龄与工作年龄、利率、去世年龄之间关系的实证数据 ,研究结果可以作为员工选择最优退休时机的参考依据 ,也可为企业制订人力资源保护政策和计划提供相关理论支持。

不同寿命下最优退休年龄的测算

延迟退休政策对于维持我国现收现付制统筹账户的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积累制运行的个人账户,我国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综合影响尚不明晰。文章从劳动者全工作周期个人效用最大化和个人账户净收益最大化两个视角,通过构建精算模型,分别测算了当前制度参数和影响因素下,劳动者最优退休年龄。结果表明:劳动者62.33岁退休个人总效用实现最大化,最优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经济增长速度、入职年龄正相关,且受预期寿命影响最大;劳动者66岁退休时个人账户净收益最高,达到547281.9元。因此,我国劳动者最优退休年龄应分布于62.33~66岁,政府和劳动者在制定选择退休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项影响因素,尊重不同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公开明晰工作期和养老期收入的关系,增加劳动者对退休时间的灵活选择权,减少退休制度改革面临的阻力,最终发挥延迟退休政策的重大作用。

性别差异、预期寿命对最优退休年龄的影响研究

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对延迟退休制度争议不断,政策落地实施阻力较大。在不定寿命前提下,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构建三阶段最优退休年龄模型,考察最优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经济增长速度、入职年龄、计发年数之间的调整关系。研究表明:在当前经济制度参数下为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目标,男女性劳动者最优退休年龄分别为58.54岁和60.16岁。最优退休年龄主要受预期寿命和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年数影响,预期寿命延长和计发年数降低都会提高最优退休年龄。从劳动者利益角度出发,延迟退休年龄具有一定的空间和理由。因此,政府应实施弹性退休制度,以方便劳动者根据多种影响因素的调整关系选择最优退休年龄,并分性别制定合理的养老金计发年数,推动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职工视角下基于养老金财富衡量标准的我国最优退休年龄

在当前我国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延迟退休将成为应对我国面临的劳动力供求平衡和养老金收支平衡双重压力的重要解决途径之一。针对如何进行延迟退休,本文从职工个人角度出发,将职工分为“新人”和“中人”两类,以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为衡量标准,通过建立修正的养老金财富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在不同的参数设定下,得到不同性别、缴费年限、缴费基数、养老金增长率下的职工最优退休年龄。从个人养老金财富视角来看,在未来养老金增长率保持在适当水平下,延迟退休将会有利于所有职工养老金财富的增长,而在养老金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下,延迟退休对男性和女性职工的养老金财富影响有所不同。

中国最优退休年龄测度方法研究综述

人口老龄化社会中的最优退休年龄问题一直是广大专家学者研究的焦点,而寻找合适的测度方法则成为了关键。本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最优退休年龄的测度方法作了回顾与总结,对不足之处进行评述。对寻找合适的方法测度最优退休年龄,制定退休标准,适应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给定生命表下具有最优退休年龄的生命周期模型（英文）

本文在给定的工资增长率,寿命和健康水平的条件下,建立具个人如何选择最优退休年龄的生命周期模型.文中证明个人在给定的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优的退休年龄,个人最优退休年龄随工资增长率和个人的寿命延长而增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构建与应用——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主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基本前提,假定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退休年龄为最优平均退休年龄,通过建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以陕西省人口数据和养老保险相关数据为基础,测算了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陕西省最优平均退休年龄。得出结论: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时,陕西省最优平均退休年龄将会从2010年的58.4岁,逐步提高到2020年的59.6岁,进而提高到2030年的61.3岁。

最优退休年龄决定机制研究综述

"退休年龄设计"问题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面临的重大议题,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受到众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文章对国内外文献分类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国外文献主要是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变量和社会保障对最优退休年龄决策进行研究,而国内文献主要是从个人特征、社会福利最大化、基本养老基金的当期收支平衡、养老金财富对最优退休年龄进行研究。据此,对现有研究进行述评,对下一步如何开展最优退休年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

最优退休年龄、性别差异优化与二次人口红利

基于消费效用最大化视角测算不同性别最优退休年龄,并据此测度二次红利效应。研究表明:优化延迟退休年龄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重要影响,效用最大化的男性和女性平均最优退休年龄分别为63.28岁和54.92岁,其总和劳动参与率分别增加3.94%和8.59%;直接影响最优退休年龄的因素对女性作用更强,而直接影响劳动参与率的政策是否具有弹性以及劳动力对政策认知程度两个因素对男性表现出更强的互补替代效应。

养老保险缴费率、就业人口增长率与最优退休年龄——基于社会福利最优视角

本文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内,运用OLG模型全面评估降低缴费率和延迟退休带来的经济影响,并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估计中国不同养老保险缴费率和不同就业人口增长率下的最优退休年龄。结果显示:降低企业缴费率比降低个人缴费率更具有优势;延迟退休政策需要结合降低缴费率的政策共同实施;就业人口增长率上升会提高最优退休年龄。因此,在制定退休年龄时要综合考虑不同缴费率水平和就业人口增长率。

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分析与柔性退休制度仿真

本文在幸福中国的背景下,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应用到应用经济学中,构建了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模型。在对一些参数进行设定的情况下,对这个模型的结论进行了简单的测算,发现最优退休年龄大于目前的退休年龄,尤其高素质人才的最优退休年龄大于目前的退休年龄。本文又以上海为例,设计了基于本文模型研究结论的针对高素质人才的柔性退休政策,其仿真结果发现政策对个人能够实现个人幸福最大化,对地方社会能够有效缓解养老金收支缺口。

基于利他假设的城镇人口增长率与最优退休年龄的关系

文章基于利他假设研究了城镇人口增长率与最优退休年龄、最优缴费率的关系。通过运用两阶段OLG模型,并结合数值模拟的实证分析方法,发现最优退休年龄随着城镇人口增长率的提高而下降,随着利他程度的增大而增大。而最优缴费率和城镇人口增长率之间则存在反向变动关系。结果显示,最优退休年龄大致在60—65区间内,最优缴费率在18.7%左右,因此,从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而言,当前提高退休年龄,降低缴费率是适当的。

提高退休年龄与降低替代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财政支出研究

目前,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与最优退休年龄存在不同步的现象,所建最优退休年龄经济模型的结果表明人口死亡概率与最优退休年龄的动态经济规律。按照这个规律,中国目前应提高退休年龄。但通过对城镇职工的年龄预测及对其赡养率和缴费率的敏感性分析,笔者认为解决目前财政压力的关键是适当降低养老金替代率,而提高退休年龄应逐步推行。

对延迟退休年龄问题的研究——基于两阶段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一个动态框架下,丰富了两阶段世代交叠模型(OLG),描述了最优退休年龄政策,并从出生率变化中分离出个体老龄化的影响。模型分析显示,在判断选择"延迟退休年龄"是否符合现实的最优选择时,主要取决于社会贴现率的发展态势。这个模型特别适用于去研究混合退休制度,在允许人们自由选择退休年龄的同时达到社会最优状态。这对我国政府在变革退休制度的政策制定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给定生存函数下具有最优工作年限与闲暇的生命周期模型

本文建立了具有最优工作年限与闲暇的生命周期模型,研究个人在给定的工资增长率、寿命和生存函数下如何最优地选择退休年龄的问题,其中个人从消费和退休后的闲暇得到效用.文中严格证明在给定指数生存和现实生存函数下,个体存在最优退休年龄.文中讨论了工资增长率对最优工作年限和闲暇的影响,证明在指数生存函数下退休年龄随着工资增长率的增加而增加.对于现实性生存函数,文中讨论了工资增长率和寿命对最优退休工作和闲暇的影响,得到最优退休年龄随着工资增长率和寿命的增加而增加.最后,通过数值仿真展现工资增长率及预期寿命对个人资产路径与最优退休年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