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就业最低年龄的立法选择

全面消除童工劳动是SDG 8.7明确赋予各国的共同目标,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及身体、心理、精神、道德或社会发展,以及确保遵循《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规定的就业最低年龄限制以推动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是目前影响到法定就业最低年龄设置的最有力理据及基础。我国现行的法定就业最低年龄在未完全兼顾社会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比国际最低标准及完成义务教育的普遍年龄设定得要高;完成了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已不再受到学校这一“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因此造成了部分15至16周岁未成年人的生存危机。立法者应审视我国国情及客观环境,在符合国际公约划定的底线上,根据《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第7条并借鉴部分发达国家的规定,给予已完成义务教育的15至16周岁未成年人从事有限轻工作的权利。

全球视角下刑事责任最低年龄实践中的困境

从全球视角探讨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实践困境主要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年龄证明;对低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较低的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侵犯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参与审判的权利;低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未成年人经常沦为成年人犯罪的工具等。这些困境中有一个或多个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

全球视角下刑事责任最低年龄实践中的困境

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与未成年人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息息相关。从全球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分布状况看，各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各国刑事责任最低年龄在具体执行中面临着一些困境与挑战，主要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年龄证明；对低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较低的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侵犯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参与审判的权利；低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未成年人经常沦为成年人犯罪的工具等。这些困境中有一个或多个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

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批准《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同时,声明如下: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运输工具上就业或者工作的最低年龄为16周岁;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另行通知前,《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暂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的决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批准《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同时,声明如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运输工具上就业或者工作的最低年龄为16周岁;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另行通知前,《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暂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最低就业年龄的历史变迁与法律回应

童工现象肇始于特殊的时空定位,与劳动的异化相伴而生,初时表现为“异化”童工,表征儿童劳动的危害向度;后随着权利观念的隆兴与经济环境的改善,儿童劳动的益处逐渐显现,童工内核由此转换为“理性”童工,笼括异化和利好两大维度。然而当前童工保护的价值理念仍囿于异化维度的认知,以单纯禁止的消极保护为主,无力回应社会现实的变化。为此应当遵循积极保护理念,建立不依赖劳动者主动性的强行性保护制度,同时避免因私权保护弱化带来的法律适用混乱,重塑主体不适格无效劳动合同的效力规则。

普及11年制义务教育,限定高考最低年龄——中学教育暨高考制度改革的若干设想

普及高中教育的实质是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11年,实行"6+5"或"7+4"学制,取消独立设置的高中,切断普通高中(这一学校教育形式甚至不复存在)与普通高校招生制度的自然衔接,确保普通高中回归公民普通教育的文化本位。义务教育的中学阶段应试行知识性、生活性与职业性教育并举。完成11年制义务教育后的公民可以选择高等职业教育,但首先必须服义务兵役、从事志愿者行动或以服务老龄化社会为主导的其他社会服务。参加高考的年龄不低于20周岁,且具有社会服务、义务兵役等方面的资格或合格鉴定。要培育高考培训市场,对天资聪颖的青少年开辟不间断培养的快车道。

我国刑法中的最低责任年龄不应降低

近年来,各地不断发现已满12、13岁但不满14岁的儿童实施强奸、抢劫、杀人、放火、惯窃等刑法所禁止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事例,有些情节和后果还非常严重,而且具有一定的比例。按照《刑法》的规定,不能追究不满14岁的实施严重危害行为者的刑事责任。针对这种情况,有的同志认为,刑法中对这些不满14岁儿童的严重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减弱了刑事制裁的威慑力量,呼吁要重视这一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另有一些论著,则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修改我国《刑法》关于负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的规定,将之降低为12岁或13岁的主张。有的论著提出,根据调查材料,目前我国实施刑法禁止的严重危害行为的始发年龄中,最小的从10岁开始,较为普遍的是12、13岁,鉴于青少年违法犯罪低龄化的趋势和现实。

浅议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降低

关于降低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争议由来已久,学者们各持己见。并且从我国立法文件的演变来看,对于该问题也确实存在反复。近来由于青少年暴力事件不断增加,青少年犯罪呈现出扩大化、低龄化的趋势,使得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呼声再度增强,以期发挥刑法的惩戒功能。关于刑法中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推定,一方面在经验领域内对先验性的事实争论的空间不大;另一方面由于刑法的片段性,必然需要确定一个起点,而一旦该起点确定则必然存在高低上下之争。虽然弹性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可以弥补刑法片段性的不足,但也带来了更难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出于政策性因素的考虑,如果对青少年犯罪的规制不能脱离成年人刑法的"藩篱",即便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仍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在我国现有的刑法语境下,无需也不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之辨析

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频频发生,社会各界都热切关注。在2019年召开的两会上,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建议再次被提出。降低说认为由此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但提高说与维持说却持否定观点。我国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并且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真实态势并不明确。一方面刑事责任年龄作为法律推定必然存在高低,另一方面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此现在不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的处遇方法。建立亲职教育制度、分级保安处分制度及长期追踪机制和保护观察制度可以对这部分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的教育纠正。

对下调法定最低刑责年龄的省思

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下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部分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倚仗法律保护肆意实施危害行为的"钻法律之空子"的情况发生,能够有效提升法律的威慑力,使公众免受"12岁恶魔"的伤害。在作为调整对象的低龄未成年人一侧,最低刑责年龄的下调意味着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付出代价。戴上这只法律"金箍"的未成年人将不得不在法律的框架内保持自身行为的检点合法。当然,虽然法律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下调,但犯罪未成年人仍然需要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矫治环境中得到救赎,既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一关了之"[1]。在"疏"与"堵"并行的同时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使低龄未成年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设计中树立起对法律以及他人权益的敬畏之心。

论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没有消除刑法专家和人大代表就是否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争议。主要原因在于,现有文献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研究不足。就国际法理来说,《北京规则》《儿童权利公约》《利雅得准则》《哈瓦那规则》《第10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曼德拉规则》《刑事司法系统中儿童问题行动指南》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司法最后手段、非必要不监禁、监禁最后手段和最短时间等原则,阐明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基本法理。就国内法来说,虽然两部未成年人专门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存在关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特别规定,但呈现出内容新、时间短、配套规定不足等问题。在惩罚和威吓导向值得商榷,非司法措施使用不够、非监禁刑难以用于严重犯罪等背景下,单纯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依据并不充足。中国少年立法和司法最大的困境和难点不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本身,而是如何激活专门教育、缓刑、附条件不诉等非罪和非监禁措施。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罪错未成年人治理之困境及出路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并无相关数据予以佐证。相反,近年来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率呈现下降趋势。当前,针对个别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的惩治措施并不完善,未能有效抚慰社会大众之愤怒情绪。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整体上呈现出安抚不足的现状。刑法具备补充性,且刑罚之目的在于惩罚及预防犯罪,但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适用刑罚并不能实现刑罚之目的,因此,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可降低。抚慰社会大众之愤慨情绪,需完善当前的惩治体系,加强运用强制措施,构建非刑罚的分级处遇机制,做到“罪罚相当”。

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根据

随着近些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频发,针对是否降低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修正案的形式对我国未成年人最低刑事责任进行了调整,但是相关争议,尤其是降低未成年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根据在学术界仍未有清晰的定论。事实上,不管是从国际经验、立法目的还是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出发,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都是合理选择。

刑责年龄下调:惩戒少年杀人犯的下限在哪儿?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个别下调,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这次调整,可谓是长久争议后的“靴子落地”。

现代各国死刑概览

死刑,作为最古老且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人对之提出非议.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到十八世纪,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死刑所固有的残酷性特征.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里亚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支柱,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对死刑提出非难,倡导废除或限制死刑的适用,从而激发了死刑废止论的诞生和迅速崛起。

联合国成员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研究

低龄少年儿童犯罪日趋严重,已使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成员国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差异较大,这使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变成了一个具有跨文化特征的地方性概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学界对诸多成员国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认知存在误区。不能孤立地解读和评价其他国家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数字",而应动态和全面地审视其他国家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涉及的各种因素,才能得出合理、中肯的评判结果。尽管联合国成员国对于以何年龄作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难达完全共识,但均认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是犯罪时已具有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年龄,且这也应是成员国立法拟制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遵守的一般原则。"立法+司法"确定事实年龄的双层机制,即立法明确规定年龄幅度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一般原则,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事实年龄的机制,能最大限度地弥合立法拟制年龄与事实年龄之间的偏差,也是贯彻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一般原则的合理路径。

未成年犯刑法规范的完善

我国刑法中对未成年犯刑法规范主要在第14条、44条两条之中。内容包括:刑事责任年龄段的划分、不适用死刑、处罚从宽和不满16岁不处罚责令家长管教或由政府收容教育等。对于这些规定,有些颇具争议,有些急待完善,笔者将着重阐述以下几个问题:1. 充分肯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即行为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应达到的最低年龄。我国刑法规定,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最低年龄为14岁。

恽代英何时入湖北北路高等小学堂

首先,湖北北路高等小学学生入学最低年龄为十一岁,(虚岁,以下均为虚岁)。据一九○二年十月一日(旧历)湖广总督张之洞给光绪帝的奏议:“湖北现就省城内先设高等小学堂五所,分东、南、西、北、中五路,每路各设一所,以便就学子弟。”“北路以新载武昌左卫衙门修改充用”校址。“学生年限十一岁以上至十四岁止”。奏议反映了湖北省城高等小学筹建的情况。又,湖北北路高等小学学制四年。张之洞在上一奏议中说:“湖北现于省城设文普通中学堂一所,”“将来以高等小学堂毕业学生升入学”,“年限十五岁以上至二十四岁止”。

少年经商

俄"国际儿童和商务"基金会尝试让少年经商,他们出版了《儿童实业报》、《金融和实业新闻》。《金融和实业新闻》的专家委员会中有俄罗斯和西方著名的实习家和学者。基金会接受商务教育的最低年龄是12岁。基金会教授正规商务,向孩子传授营销学、控股公司和银行事务等知识。他们还教授孩子们速读的本领,强调学外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