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性质及其保障模式

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生存权):一是将其规定为宪法权利,同时辅之以具体立法;二是虽然不探讨其宪法权利的属性,但通过宪法程序和具体立法来给予双重保障。我国不但在宪法中肯定该权利,而且通过立法赋予了公民法律上的请求权。在国际法规范中,对该权利的倡导主要是通过不具有强行性的规范来指引和监督。

最低生活保障权平等保护简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

平等保护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并不意味着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绝对无差别。应根据相对无差别理论,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同一化。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必须考虑相关因素,重新依据是否拥有生产资料并结合经常居住地两项标准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的类别,对不同人群的最低生活实施分类救助。

论公民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实现途径

任何权利都包括权利享有与权利实现两个层面。对享有最低生活保障权的人如何实行保障,关系到生存权的实现。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实现可以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救济两个方面考量。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反映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实现程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的适当标准是进一步研究最低生活保障权受到侵害后如何得到有力救济的前提。对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救济是权利实现的一个重要内容。

法制化与责任: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脱困”的现实选择

农民享有最低生活保障权利是对其生存尊严的维护,也是对宪法所赋予其的基本公民权的保护,有着道德和法律层面的正当性。但从我国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困境看,"有差别"和"不规范"的运行模式影响了制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制约了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权的实现。提升立法层次,加强制度的法制化建设;确立最低生活保障权理念,强化各级政府在制度建设中的责任,保障农民平等、真实的享有最低生活保障权。

“低保”立法中的权利意识缺失分析

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保障程度,体现了一国的法治程度。目前,在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由应有人权向法定人权转化的过程中,存在权利意识缺位的现象。本文将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对“低保”立法行为中权利意识缺失的表现、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自己的立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