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最低生活保障认定相关法律问题——以林某与某县民政局行政诉讼案为例

林某生于2003年2月,为非农业户口。其父林某某与其母刘某于2020年5月调解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林某在某高中读高二,随父亲林某某生活。”林某称其父母未向其支付生活费,也未与其生活在一起,生活贫困,遂于2021年6月28日向某县民政局邮寄《申请书》,申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2021年7月17日,某县民政局向林某作出《回复》,认为:1.林某父亲于2020年9月至今在某医院门诊部上班,月收入3000元;2.母亲刘某系某学校老师,月收入3682.98元。某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440元,林某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超过该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故其不符合申请城市低保条件。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对象资格认定标准及发展完善

综合分析了部分地区低保相关规定,发现其中存在低保标准缺乏适时调整、低保家庭收入认定标准的指导价值不足、低保家庭资产认定标准及其他标准限制过度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适时适度调整低保标准、进一步明确收入认定标准、规范资产标准及其他标准的限制等建议,以便推动低保制度目标对象资格认定公平化、合理化。

基于灰色GM(1.1)预测模型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预测分析

目的:通过深入分析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其占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利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进行趋势预测分析,以期为上海市民政部门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取2013~2019年上海市统计年鉴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利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预测2020~2023年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结果: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存在比例失调,预测至2023年两者比例失调趋势仍存在。结论:基于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其占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失调的情况,今后上海市要适当调整两者之间比例关系,提高扶贫救济标准,努力做到多渠道、多方位、多形式切实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做好社会保障线衔接作用,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促进社会保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京民社救发〔2023〕240号)

各区民政局、财政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财政审计局:为更好地保障本市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按照《北京市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市政府令第282号)、《关于建立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意见的通知》(京政发〔2005〕13号)、《关于建立本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意见的通知》(京政发〔2006〕15号)的规定,市民政局、市财政局会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测算、制定了本市低保调整标准和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一、本市低保标准从每人每月1320元调整为1395元。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研究

近年来,受物价波动和收入快速增长的影响,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价格和收入调整机制。从各地的做法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机制存在调整手段单一、调整标准不规范、调整参数设置不当等问题。建议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价格挂钩,保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购买力不变;而且还应与收入挂钩,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为此,需要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划分为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部分,食物贫困线随价格调整,非食物线随平均收入水平调整。同时还应建立临时价格补贴制度。

基于ELES模型的湖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评估

作为社会稳定的"最后一张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刺激消费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现行低保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低保标准过低。首先比较了湖北省与其他省份的城市低保标准,其次借助ELES模型测算和分析湖北省低保标准理论值并与现行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得出现行低保标准整体水平较低,且明显低于模型测算值的结论。最后,从政府责任角度提出了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即转变救助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对城市低保制度的管理等。

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相关分析

本文对各地保障标准进行了横向地区比较和纵向变化比较 ,指出现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公布标准整体偏低 ,难以有效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保障标准的执行过程中 ,多数地区采用了变通标准 ,大多数地区能够按时足额发放低保金 ,但是很少地区根据家庭情况执行多元化的弹性保障标准。针对目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面临的问题 。

基于计量模型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称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过低,不能满足低保户最低生活需求,过高又不利于激励低保户的再就业,可见低保标准的确立十分关键。因此,文章对江苏省2007年调整后的13个城市居民低保标准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优选模型,认为在调整城市居民低保标准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支出,据此文章又对13个城市当期和未来三年的低保标准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证研究

本文对我国2004年调整后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调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现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仅能满足低保户的生存需要,保障范围过于狭窄;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相对偏低,反映了我国劳动者较大的贫富差距;与最低工资标准差距不大,不利于激励低保户的再就业。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改进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研究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意在为贫困人口解决基本生活需要的问题。本文借助ELES模型测算出我国农村低保标准的三个层次理论值,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我国现行的农村低保水平偏低,现行低保标准明显不能满足贫困人群的基本需求,而ELES模型测算的基本型保障标准却可以满足"保基本"的原则。基于这一结论,本文从政府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确保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合理制定,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影响因素与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断提升。本文利用我国36个城市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影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变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低生活保障而非基本生活保障;“低保”标准并未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低保”标准对贫困者就业意愿具有较弱的负效应。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建议:对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动态提高标准、施行分层梯度式“低保”标准以及建立互动支持系统,促进“低保”受益者就业。

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定研究——以陕西省宝鸡市为例

在综述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测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改进了的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然后,利用该模型对陕西省宝鸡市1998—2009年12年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了测算,并结合基本生活需求法和多指标对比分析法分别对测算结果的可信度、合理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改进的ELES测算的宝鸡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可信度高,能满足宝鸡市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最后,根据宝鸡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低的现实,提出了我国实施合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建议。

如何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

目前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比较随意 ,整体水平偏低 ,难以有效满足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并且没有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执行多元化的弹性标准。为此 ,需要进一步规范低保标准的测算 ,其关键是要深入理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有关规定 ,掌握测算低保标准的科学方法 ,合理区分不同类型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 ,坚持共享发展成果 ,不断调整保障标准的原则 ,特别是要科学确定低保标准测算的指标体系和测算程序。

基于消费视角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与评价——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以江苏为例,采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测算城乡居民的基本消费支出,评价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合理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明确提出要以维持当地居民的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需要为原则确定保障标准,但是江苏省所采用的以上年居民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保障标准偏低,未能满足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应以居民基本消费为依据计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研究——基于消费视角的省级面板数据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方法和动态调整机制决定制度的实施效果,通过对11种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方法理论分析、31个省级区划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方法的现实选择及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方法动态调整机制存在理论与实践选择的差距,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消费与人均消费支出具有稳定关系,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呈现稳定关系,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变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认为消费支出弹性比例法作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中国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分散分布的格局。新时期扶贫的思路转变为将农村贫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范畴。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已逐步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为缓解农村贫困提供了美好的蓝图,但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怎么制定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就在新世纪提高农村扶贫标准政策下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提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从相对值看,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偏低,为此有学者提出采用修正的马丁法计算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采用新方法计算得到的标准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了20%~30%。研究表明,提升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北京市财政支出影响不大,而且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预计将从2011年的0.25%的水平下降到2020年的0.14%到0.16%之间。研究还表明,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乘数效应在0.9~1.5之间,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原来的500元提高到644元的时候,最低生活保障总开支从6.27亿元提高到11.6亿元,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提高到10.4~17.4亿元之间。因此,采用修正的马丁法提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完全可行。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助标准的法定化研究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至今,其救助标准的制定呈现无序化与随意化等乱象,并没有遵循"需要与需要满足"的政策制定原则。本文从低保救助标准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救助标准法定化的路径,使低保救助标准的制定程序更为统一与规范,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制化奠定基础。

基于效用均等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准的地区差异及其均衡

从公平理论出发,构造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人群效用均等模型,按照远期和中期目标分别计算了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均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农村的实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均衡水平的偏离较大,沿海发达地区的偏离程度较小,且各地区内部也存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水的差异较大的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准的制定不仅要分析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人群的基本生存需要,还要考虑公平因素,实现全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