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研究

根据政府部门统计数据,认为厦门市"低水平-高附加值"的低保给付方式导致了"内部人-外部人"现象的形成,而且没有产生明显的就业抑制或激励效应。同时,其动态调整在部分年份因滞后于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而损害低保对象的购买力。鉴于此,提出,在地方政府财力有保障的情况下,应优先提高低保标准,保障福利资源的公平分配;给予低保对象实现就业的政策支持以帮助其摆脱福利依赖;建立低保标准增长与食品消费价格指数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以此进一步缩小城乡低保标准差距。

关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和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一、起草背景。提高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2023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和《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中确定的重点任务,提高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和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标准是确保特殊群体与全省其他困难群体一道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适度水平分析

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缺失,已经严重影响到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1]。在市场经济社会,社会保障应是法定的基本保障,而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应"缺失"[2]。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农村社会保障主要项目养老、医疗和低保现有的指标建立了衡量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数理模型,进而在对农村老年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基础上测算农村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影响因素组态路径研究

以安德森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客观需要、促进资源、倾向特征”三个层面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框架。使用动态QCA方法,采集了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共计310个案例。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探寻提高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影响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存在三种主要路径,即三种模式:需要-主导型、需要-特征型和需要-资源型。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提升路径存在替代效应,可通过调整“恩格尔系数”“农村政策保障供给”“农村住房均价”等主观可控因素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提高生活保障水平。时间维度上总体一致性较高,表明各因素对生活保障水平的影响具有稳定性。空间维度上,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组态偏好差异。华东、华南和华中地区倾向于需要-主导型,华南、华北、东北地区倾向于需要-特征型,西北地区则更倾向于需要-资源型。因此,在制定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策略时,地方政府需综合考虑经济、政策和社会多元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明晰核心因素的替代策略,还应因地制宜、因情施策。

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小、水平低,这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很不协调。因此,加速发展、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之一。各级政府应当把建立和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他们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尤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