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

"最佳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终极任务,但是亚里士多德并非在一个单一的意义上研究这个问题,而是将其区分为某个政体前提之下的最佳状态,适合某个人群的最佳政体,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最佳政体,不管外在条件限制的"依靠祈祷"的最佳政体,以及依赖超凡德性的最佳政体。本文试图从这五个角度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学说,最终论证他在哲学家应该为王的意义上与柏拉图的亲缘性。

加尔文的最佳政体问题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最后一章对最佳政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政体分类的基础上,他更加偏好一种由被统治者选举多个统治者来共同治理的制度.同样在教会的治理结构中,加尔文也偏好一种由会众来选举牧师和长老的政体.然而出于政治审慎的考虑,加尔文极力限制最佳政体的政治实践.在最佳政体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也导致了他的后继者在发展其思想时走向不同的方向.

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出路——施特劳斯基于古典“最佳政体”观超越自由主义视野的反思

现代自由民主制一直推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它由于"道德中立"原则的困境与"公共之善"的缺失而在人性观与道德观上暴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危机。对此,列奥.施特劳斯指出,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即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古典意义上的"最佳政体"观具有一种宏大的"整全"意涵,它立足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试图在实现人类优异性、完满性与德性的目的指引下提供一种良善的制度安排,培育出理想的公民和杰出的政治家。因而,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自由民主制以庸俗的人类平等和个人权利为前提的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个人自由与异质的个体幸福为归宿的政体目的、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以搁置人的个性发展而单靠制度建设来推进政治成功的政体理念,从而为我们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思路。

亚里士多德最佳政体思想及启示——再读《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就是为城邦寻求"最佳政体",但与柏拉图"哲学王"统治的理想政体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立足于现实的城邦,结合其施政目标,在对各种政体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中产阶层的独特优势和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进而提出针对大多数城邦可行的最佳政体——中产阶层执政。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借鉴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层政治思想,对于稳定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德性与平等——论亚里士多德最佳政体的性质

最佳政体概念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划分为六种:王制、贵族制和公民制为正当政体,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为变态政体。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也有人把最佳政体分别解释为这六种政体中的某一种。然而,只有在最佳政体中公民们才有可能实现德性基础上的平等,共同追求有德性的生活。最佳政体与六种政体的差异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独特品质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及中产阶级稳定性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政体,并指出他所认为的最佳政体。经过对现实政治状况的理性分析,以及对中产阶级中庸特性的认可,亚里士多德将实现最佳政体的理想寄于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制。然而,对于中产阶级的强大,亚里士多德并非盲目的乐观。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政体很难通过改良方式实现。贵族和平民两派都不会轻易放弃私利。因此,亚里士多德希望统治者能更多地顾及城邦的公共利益,妥协让步。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教育是培育良好公民,以实现城邦至善公义的根本途径。

从施特劳斯政体观反思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危机

很多当代的左翼或右翼政治理论家们都对以美国为范本的现代自由民主制进行了反思,然而,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他们的反思仍停留在以现代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政治哲学的内部。因此,施特劳斯强调,对现代自由民主制的批判一定要找到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而这个视野在他看来就是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最佳政体"观念。施特劳斯认为,古典的"最佳政体"观建基于一种高贵的人类生活方式,并以人的目的性、完满性、优异性与德性为指导,因此它能够对抗现代自由民主制在人性观和道德观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从而为解决由公共精神的陨落和道德基础的覆陷而引发的自由民主制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个别样的、可能性的思路。

亚里士多德论诗乐教育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最后两卷提出对于理想政体的设想,其中关于政治教育系统的安排是建构理想政体的核心问题,诗乐教育在理想政体的政治教育系统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青少年品格与德性的培养就是通过诗乐教育(包括诗歌教育和音乐教育)来完成的。本文从最佳政体和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入手,结合《政治学》第七卷、第八卷和《诗学》的相关文本,尝试对亚里士多德的诗乐教育理论予以完整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结构问题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争议主要围绕各卷的排序问题、写作时间问题和观点的统一性等方面展开。耶格尔提出的发展论假说认为,论述最佳政体的第七、八卷与第四到第六卷分属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早期和后期,分别是理念论和经验性方法的代表,因此处于前后矛盾和替代的关系。本文从六个方面讨论了发展论论证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没能认识到《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一个以属人的善、幸福、德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必然走向对最佳政体的追寻。《政治学》全书的确体现了一贯的意图和有组织的结构,并通过第七、八卷关于最佳政体的讨论得以最终完成。

试论正义观的古今之变——基于柏拉图与罗尔斯的一种分析

站在古今自由民主制的两端,柏拉图与罗尔斯分别提出了最佳政制(best regime)和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两种正义观,从价值应然和制度设计两个层面对最佳生活方式和秩序良好社会进行了哲学和政治的探究。二者的探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更多地彰显出理论的不同:如颠覆既存政体与立基于自由民主制;强调义务的绝对服从与突显基本自由的优先;人性之不平等为前提与追求最大的平等效应;智慧优先于同意与同意优先于智慧,等等。因此,廓清二者的异同及其缘由,诊断它们的优长与不足,对我们辨识公平正义的价值之维与制度硬核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文明构建、结构调整和政制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西里远征之后的叙事策略与政治--修昔底德《战争志》第8卷释义

"演说"是修昔底德《战争志》最突出的叙事法则,也是雅典民主政制的象征,但是《战争志》惟独第8卷不见"演说"。文章根据修昔底德的叙事策略,阐明"演说"的缺席意味着雅典政治品性在西西里远征失败后已演变成斯巴达式的"审慎"和"畏惧",并进而论述阿尔克比亚德的"恢复"、雅典式的"审慎"和"最佳政体"的关联。

政治哲学的“古今”之辩——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三个理论歧见

《论僭政》是一部充满强烈现实关切又试图对古今僭政现象正本清源的思想力作。在这部著作中,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给予对方以最大限度的同情式理解,同时又毫不含糊地将各自立场推到极端,为读者呈现了判然有别的哲学观:在施特劳斯看来,哲人应躲进小楼,与大众政治保持克制的距离,这缘于"城—哲冲突"和公民责任的双重召唤;科耶夫则强调哲人的济世情怀,认为唯有走出自我沉思的迷狂封闭,介入到政治实践当中,才能校验哲学思考的真理性从而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最佳政体上,科耶夫主张历史发展的动力源自非理性的承认,一旦承认得到满足,普遍等质国家便会到来,历史由此终结;施特劳斯对此并不认同,认为普遍等质国家无异于尼采宣称的末人社会,在等级上远逊于理性统摄的王制政体。最后,科耶夫秉持黑格尔式信念,认为历史的进程早已展现了"城—哲和解"的可行性,施特劳斯则从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出发,笃信"城—哲"之间的根底冲突、水火难融。

历史的抑或哲学的?——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刍议

19世纪,西方学界研究古希腊文明成果斐然,其中一个重要的论断便是古希腊思想的非历史性。由此出发,涌现出了一批历史地研究古希腊文明的经典作品,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即是其中之一。然而,从传世的希腊文献看,古希腊人并不缺乏对历史的探讨和思辨,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就是在集中处理城邦政治史的问题。在该卷中,苏格拉底讲述了最佳城邦经由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而最终堕入僭主政制的衰亡史。这一古典城邦政制演变的经典描述,随着19世纪以来古希腊史研究的进展,不断遭到挑战。笔者试以19世纪法国大史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与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作一对比,分析两者描述城邦政制演变之分歧,指明其原因,并进而说明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卷中采取哲学的而非历史的书写的良苦用心。

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政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

亚里士多德探讨政治概念,是在统治的视角下进行的,需要区分家长统治、主人统治(专制)、政治统治,以此来凸显政治具有的自由与美德的双重特点。其中,自由是底线性原则,美德是主导性原则。政治的双重性落在公民身上,就是既要统治又要被统治,因此政治被希腊人认为是他们独有的。自由就意味着法治,法治也体现基于美德的分配正义;同时,政治背后既有自然基础,也有某种超越性。只有讨论了政治概念,才能回答什么是最佳政体的问题。只有贵族制兼顾自由与美德,是严格的政治统治也就是最佳政体。其他政体,要么是缺少自由的家长统治(君王制),要么是自由与美德都缺的主人统治(僭主制),或是有部分自由(共和制、民主制、寡头制),都不是最佳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