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上的体现——兼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13条为例

《儿童权利公约》所阐明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中国本土式的表达,即我国《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征求意见稿等中的“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与《司法解释(一)》部分条款体现父母权利本位倾向不同,在父母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时,征求意见稿第13条严格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从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视角处理离婚案件中的抚养权纠纷,以否定事由的方式排除了实施家庭暴力等严重不端品行的父或母一方的直接抚养权。此外,建议增加“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行为侵害监护权、探望权”的情形,以展示司法者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特殊人文关怀。

非法代孕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实现——全国首例非法代孕监护权纠纷案评释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并非所有代孕协议都当然无效,对此应依据民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区分处理。当代孕协议无效时,子宫提供者即受托人是代孕子女法律上的母亲,而基因提供者即生物学上的父母则并非当然是代孕子女法律上的父母。受托人在符合《收养法》的前提下,有权将代孕子女送养,而收养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收养,至于其是委托人还是第三人则在所不问。当受托人下落不明时,有权机关应依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将代孕子女送养,并应重点关注事实上已与被收养人共同生活且行使抚养教育职责的委托人,在无证据证明委托人存在不利于被收养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情形时,应依法确立其与被收养人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并行使监护权。

英美法“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及其启示——以离婚后子女监护为视角

英美法国家制定法均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处理离婚后子女监护的基本原则,并在司法实践中就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英美法国家离婚后子女监护"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立法及司法实践进行探讨,可以为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提供借鉴。

从理念到制度的转变:离婚亲子法中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处理儿童相关事项的基本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许多国家的离婚亲子法出现了以下转变:观念上从传统的父母本位转向子女本位;纠纷解决方式上从对抗性判决转向鼓励父母协商性养育计划的制定;利益保障方面从父母当然代理到设立子女利益的监督、保障机制;监护模式上从监护推定到注重个案的认定;探望权方面从父母权利转向子女"全面交往权"的实现。

论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的价值定位——子女最大利益原则

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问题是我国婚姻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的立法,首先应以婚姻法的价值定位为蓝本确定其基本原则,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作为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的基本价值定位和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立法应依据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完善我国亲子法的立法,实现对非婚生子女更为全面和彻底的法律保护。

儿童监护事务的国家干预标准——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基础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下监护事务的国家干预以司法干预为核心,发展方向从最小干预走向扩大干预,并趋于采用多元化的干预方式。司法干预的过程涉及到科学的评估,最大利益有以父母角度或者儿童角度考察者,而列清单的模式基于对相关构成要素与干扰要素的深入分析,对本原则进行司法化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以监护资格剥夺第一案为例,探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提出既需要遵守当前立法,也需要合理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离婚纠纷中离婚自由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适用

离婚纠纷的复合之诉性质,决定了在离婚案件中法律关系的多样化,离婚自由是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要求,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儿童权利保护上实现了"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观念,符合人类的价值理念,一般情况下二者是可以兼而有之,但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法律自由与正义关系在离婚法中的体现,也是从"父母本位"向"子女本位"立法演变的必然结果。在矛盾解决上应两权相利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前提下保障离婚自由的实现,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重新审视了我国的离婚立法,指出立法理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的经验,对我国离婚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父母人权保护间寻找平衡——以《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为考察中心

《欧洲人权公约》的生效为重新思考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法律地位提供了契机。由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采用了实用主义路径,而欧洲人权公约采用了权利中心路径,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实用主义路径所对应的权利位阶冲突解决方式并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权利中心路径所对应的利益平衡方式已为欧洲人权法院所普遍采纳。关系中心理论试图改变以个体为中心的理论架构,创设全新的冲突解决路径。以促进包含儿童在内的家庭成员的关系为目标的冲突解决方式无疑是未来法律改革的重要方向。

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适用的误区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婚姻家庭立法中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之一。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主张在我国的婚姻法立法中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其作为处理婚姻家庭问题的指导性原则,以确保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的实现。然而由于子女利益的高度模糊性致使儿童最大利益难以界定,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存在困难。基于学界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适用上存在的认识误区,分析误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亲情权利与儿童最大利益相整合,使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更具操作性。

论最大利益原则在儿童性权利保护中的法律运用

"以儿童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是《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处理儿童事务的基本原则,据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儿童利益优先原则。为了保护儿童的性权利,我国刑法对性侵害儿童犯罪作出了专门规定,司法解释从优先保护儿童利益出发,对此类案件的办理还规定了特别程序,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儿童性保护法中得到体现。现行保护儿童性权利的法律制度还存在不足,应优先考虑儿童最大利益完善儿童性保护立法,严格执行现有法律制度,建立和落实社会预防和救助制度,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合法权益。

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法院的适用——以“儿童最大利益”条款为切入点

我国法院在判决书中主动援引国际人权公约的五个案件全部涉及《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的"儿童最大利益"条款,该条款经儿童权利委员会具体化后具有了更强的司法适用性。我国法院适用这一条款的方式既有直接适用,也有间接适用,其中直接适用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逐渐被间接适用所取代。法院援引"儿童最大利益"条款不是作为判决依据,而是为司法推理提供支持或者为判决结果提供更强的确认,这种灵活性使其成为法院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更乐于接受的适用方式。当然,由于我国法院对国际人权公约的适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援引公约条款的案件数量和事项范围都有待增加,适用公约条款的解释和推理技术也有待提高。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跨国代孕判决承认中的适用问题——以德国的判例为例

国际社会在代孕的有效性上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导致了跨国代孕的冲突现象,并引发了跨国代孕及外国代孕判决承认问题上的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在一起美国加州法院跨国代孕判决承认的案件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运用利益衡量原则权衡了公共秩序的适用和儿童最大利益的保护问题,赋予了代孕儿童利益更大的比重和更多的考量,以更好地保障代孕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进而承认了美国法院的代孕判决。客观上看,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实践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原来本意和基本精神,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准确适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具有积极的指向性作用。

论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探望规定的缺失与修正——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切入点

我国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探望的某些规定,仍体现父母本位的思想,新近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和完善有限。“直接抚养”的规定实际上创设了父母的权利。探望权的主体仅限于父母,这是从父母利益角度出发作出的规定。相关立法应顺应国际上亲子本位的立法趋势,宜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父母离婚后由谁“直接抚养”子女改为父母离婚后子女与谁“共同居住”。为有效落实《民法典》关于“尊重”八周岁以上子女意愿的规定,由家事调查官调查当事人的各方面情况,撰写报告,作为法院裁判的事实依据。将“探望权”修改为“交往权”,未成年子女和不与其共同居住的一方父(母)是交往权的主体。以子女利益为本,构建独立的家事审判机制,推进家事审判的社会化,多部门联动共同破解“执行难”。

论破产法中的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兼析《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

破产法中的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来源于宪法的财产权保护条款,此原则要求重整计划必须保障每一名反对该计划的债权人按照该计划能够获得不低于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利益,因而体现了重整程序取代破产清算程序的正当性。在适用该原则时,必须客观、准确地计算清算价值与计划清偿。我国《破产法》并未明确规定法院正常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要件,尽管该法第87条第2款将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作为法院强行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要件之一,但该规定无法实现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宗旨,因此,今后应将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作为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一般性要件。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与我国儿童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从婚姻家庭法的角度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一项国际通行保护儿童利益的原则不同于我国现存的儿童优先原则。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相关法律中不乏保护儿童利益的规定,但至今没有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同时,对儿童权益保护在制度上的缺陷也较为明显。我国保护儿童利益应该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取消非婚生子女的称谓,建立收养监督制度并完善探望权制度,实现亲权由"亲"向"子"之转变。

监护权与子女最大利益

监护权的撤销、监护权的变更都将影响未成年子女的个人权益。非婚生子女的监护权问题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监护权的撤销、变更应综合地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譬如物质生活与精神状况。目前,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监护权撤销、非婚生子女监护等规定还远未完善,难以应对当前我国离婚率不断攀升的社会形势。因此,宜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以积极的态度去完善子女监护的立法,最终确立监护领域的"子女最大利益"原则。

论德国未成年人收养最大利益原则及界定标准

在未成年人收养过程中,如何平衡保障各方权益,是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德国,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在经过实现收养人之意志、社会救助等基本原则和核心目的之后,现行《德国民法典》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标准确定为未成年人收养制度的首要原则。以该基本原则为核心,法律实践主要从被收养未成年人当前所处的境况、收养人的一般资格以及特殊资格等方面,来判定未成年人收养是否合乎最大利益原则。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下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的思考

在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各项法律制度中,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凭借其对家庭亲子关系的破坏性干预,成为了极为特殊的制度举措,既不宜随意实施,也不能运行缺位,而要提供及时、有效的保障。涉及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的研究都绕不开一个核心现象,那就是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长期处于沉睡或者半休眠的状态。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为研究如何进一步发挥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的作用,提供了较为适当的理论源泉,借此能够审视现有实践表象背后的制度逻辑。

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看《继承法》的修改与完善

联合国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次年我国成为该公约的签约国。该公约确立了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与涉及儿童的所有事务,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该原则贯穿在各项立法中是我国应尽的公约义务。本文以该原则为视角,重新检视在我国继承法领域,涉及或可能涉及儿童继承权的几个尚有争议的问题,如继承顺序、代位继承、特留份、归扣制度、遗嘱信托等,以此视角,肯定或否定某个观点或许更有说服力。

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与我国的婚姻家庭法

《儿童权利公约》中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被认为是世界各国处理关于儿童事务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并在各国有关亲子关系立法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和采用。本文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对儿童,特别是离异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立法不足。并借鉴国外及港台法律有关规定提出了在婚姻家庭法中设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完善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立法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