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汽车的罗尔斯式算法——“最大化最小值”原则能否作为“电车难题”的道德决策原则

自动驾驶汽车必须拥有应对“电车难题”的道德决策程序。为此,人们援引伦理理论构想了不同的算法,如功利主义的、康德式的。雷本深受罗尔斯道德理论的启发,借用厚实的“无知之幕”和“最大化最小值”原则,设计了一套可操作的罗尔斯式算法,并给予相当程度的辩护。但罗尔斯式算法因其误解了罗尔斯的意图而错误地适用了“最大化最小值”原则,导致其产生了无法解决的困境。

法理学视域下的自动驾驶道德算法

自动驾驶解放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道德决策困境:由谁预设道德算法?预设怎样的道德算法?个人化道德算法将走向完全的利己主义,提升社会总体死亡预期,应由政府统一设定算法。强制性道德算法中,支持乘客优先规则的论证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乘客作为所有者和最大受益者,无正当理由不能在风险分配中当然地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人性角度而言,后果主义战胜了道义论。诸善难以兼得,后果主义中的功利主义整体伤害最小化原则和罗尔斯最大化最小值原则均无法毫无争议地解决道德困境问题,从现实立场出发,整体伤害最小化原则不可避免价值独断主义的弊端,最大化最小值原则恰当地回应了自动驾驶的风险问题,在道德感以及算法可行性上更具有可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