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武力原则下警察执法权的维度

当下我国警察在执法活动中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应使用武力时不敢使用武力,既不能达到执法目的,自身的生命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不该使用武力时却滥用武力,以至引发公众不满,甚至造成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凸显着在警察执法过程中正确理解和运用最小武力原则的必要性,该原则既要求在确保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使用武力手段必须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中是侵害性最小的一种,同时要求警察面对紧急状态别无选择时使用武力的合法合理性,从而实现警察执法过程中有效使用武力与保障当事人正当权利两者关系的恰当维度。

警察开枪射击的适法情形与最小武力原则——德国的制度逻辑与借鉴意义

何时开枪、开枪限度如何是警察枪支使用制度中的核心议题。对此,德国法不仅通过“开枪目的”和“行为罪质”(重罪或轻罪)来限定准许开枪的适法情形,还根据射击动作的各个环节动态地分解最小武力原则。德国制度设计的内在机理为解决我国警察实践中不敢用枪、过度用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一,《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列举的14种开枪适法情形应在与刑法关联的意义上理解,即应将相对应的犯罪构成要件导入到枪械使用的要件判断中去。其二,可以开枪的适法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明文例举的14种情形。根据立法者本意,该条兜底条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武器的其他情形”,是指所有为《刑法》所规定,最低刑在3年以上的犯罪。其三,中德制度之比较为全面理解我国落实最小武力原则的相关制度以及多个关键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提供了广阔视角与智识资源。

试论我国警察在执法中使用武力存在的问题及规范

近年来，暴力抗法、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人民警察作为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法律的执行者需要及时采取行动，现场情况到达一定危险程度时，人民警察就要使用武力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但人民警察使用武力的行为不可避免的会对人民的私权利进行侵害，因此对于人民警察在行使武力执法权制止违法犯罪嫌疑人时的条件具有严格的规定[1]。该文对人民警察运用武力行使执法权时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的探讨，有利于协调人民警察使用公权力与人民的私权利在冲突时的利益平衡关系。

论武力使用立法之完善——以实战教官法治思维为视角

在警察武力使用训练日趋成熟的的当下,存在着为训练而训练,把技战术训练作为施教施训的全部内容或主要内容。如果从更高的标准考量,必须努力突破瓶颈。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教官除掌握技能之外,要树立牢固法律思想、法治思维。要解决这个问题、增加实战训练中的法律含金量,需要重新回头审视自己,厘清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概念;了解最小武力原则、武力升级规则和"加一"安全原则之间的法律逻辑关系;积极寻找确立法律精神和法治思维的理念、方法和途径。

对抗性警务活动中的战术撤退

在对抗性警务活动中,警察很容易发生伤亡。作为执法安全理念的重要内容,对战术撤退意识的灌输和合理运用有利于提高特殊警务活动的成功率和减少民警在对抗性较强的警务活动中的伤亡率。但目前由于各种原因,战术撤退在实际执法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应用。只有完善立法,加强宣传和舆论疏导,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并加强实战培训,才能真正强化民警的战术撤退意识,预防和减少不必要的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