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第31条和第35条“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评析

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的修订发展是我国《民法典》立法体系建设工作的重要推进。《民法总则》相比此前《民法通则》在监护制度及其立法规范上出现了诸多变化,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便是在被监护人保护中确立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该原则在《民法总则》第31条和第35条内容表述中两次出现,可见其在惜字如金的《民法总则》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原则指导性,也充分体现出我国立法意旨高度重视被监护人权益保护的基本态度。对于如何真实做到对被监护人的“最有利于”,学界存在不同说法,而贯彻落实该原则,必须明确被监护人的价值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参照《民法总则》对该原则的司法解释以及国外的司法实践制定具体的司法对策。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贯彻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立法与实践的双重审视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幼有优育”的必由之路,而立法则是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以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为根本立场,旨在解决学前教育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草案》强调以公益普惠为基本方向,保障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参与权;推进科学保教,遵循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规定家园社三方协同育人责任,优化学前儿童的成长环境。尽管《草案》在许多方面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充分体现了对学前儿童权益的高度重视,但在具体实施上,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条款,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下涉罪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检视与优化——以B市检察机关2020年至2023年开展相关工作为起点

新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既是对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进行本土化的表达,也为检察机关涉及未成年人事项的处理及案件办理提供了基本遵循,这就要做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涉罪未成年人的批捕率、起诉率、羁押率,找准理念驱动统筹落实的“高度”、强化专业能动办案的“力度”、把握体制机制保障供给的“精度”以及拓展联动处遇体系的“广度”,才能进一步优化涉罪未成年人司法处遇。

我国法院适用“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之实证分析

我国法院审理涉外监护案件的司法实践表明,有关涉外因素的判断多是考量主体涉外;纠纷中涉未成年人监护的占多数;审理程序多以普通程序为主且一审审结的案件占多数;选择准据法的依据存在差异,且法律适用结果均为中国法。有些法院在选择“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的过程中并未说明“有利于”的考量因素,忽略“有利于”的条件限定,仅凭冲突规则中的一个或多个连结点选择准据法,且存在混淆法律选择前和法律选择后仅提及实体法中“有利于”的判断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是现行实体法中缺乏配套规定、冲突规则条款本身缺乏可操作性、法律选择司法运用的障碍等。建议通过明确“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判断依据和考量因素、特定化“当事人”的范围、规范裁判逻辑等途径,完善我国涉外监护法律适用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视域下性侵未成年人证明标准的研究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逐步扩展至有关未成年人权益的一切活动,其要求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坚持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立场以及充分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在处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仍继续严格采取“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证明标准,将可能违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三项基本要求。探寻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证明标准,有助于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立足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必要性、品格证据与传闻证据的引入以及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构建证据体系等可操作性展开探讨,将促使此类案件从成人“我认为”视角到未成年权利人“我需要”视角的合理转向。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立法缺憾与完善建议

全面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立法上确立了本土化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其具有逻辑结构相对完善的“1+4+6”的立法表达体系。但也应当看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存在概念内涵模糊、责任路径不明确、具体要求位阶混乱等立法不足。鉴于此,围绕未成年人的地位独立、优先保障、有效参与、全面发展等实质核心范畴,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未来立法完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概念的相对性明确;二是责任路径的法治化明确;三是权利落实的重点化保障;四是附属立法的协调性提升。

涉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治理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司法适用

当前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犯罪数量逐渐增多,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数量也持续上升。经由立法确认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根本原则,需在网络犯罪司法规制中贯彻适用。在刑事司法领域该原则的规范内涵具有体系性,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与程序法定原则的限定下,分别从实体法维度和程序法维度进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目的解释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程序设计。基于对象的二元性及内涵的体系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网络犯罪司法规制中需加以体系化适用,根据最有利于罪错未成年人的要求,在刑事实体法维度以罪刑法定原则为限定进行定罪量刑的实质限缩,在刑事程序法维度以程序法定原则为限定完善审判阶段的转处机制;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被害人的要求,在刑事实体法维度以罪刑法定原则为限定进行定罪量刑的合理扩张,在刑事程序法维度以普通司法程序为框架完善附带诉讼的支持机制。

论《民法典》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民法典》对未成年人健康发展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保障,体现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我国的本土化表达,蕴涵了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等理念。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民法典》中主要体现在监护、收养和婚姻等法律规范中。在监护制度方面,坚持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在收养制度方面,坚持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在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方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由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性,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从肯定事由和否定事由两个维度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考量的具体事项,可作为法院裁决时的具体标准。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

刑事诉讼的本质与特征、刑法的机能与特点决定了必须实行“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但是，司法机关不得滥用本原则，而应注意适用界限：（１）只有对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时，才能适用该原则；（２）对法律存在疑问时，应根据解释目标与规则进行解释，不能适用该原则；（３）在立法上就某种情形设置有利于被告的规定时，对被告人的有利程度，应当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根据；（４）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存在疑问时，应进行合理推定，而不能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５）虽然不能确信被告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犯罪行为，但能够确信被告人肯定实施了另一处罚较轻的犯罪行为时，应择一认定为轻罪，而不得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

“三个有利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基本原则,在20世纪90年代,曾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当时主要搞清楚"三个有利于"基本原则的科学内涵、理论和实践意义。如今老话新提,深化认识,目的是要搞清楚"三个有利于"基本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论证了邓小平适应和平发展时代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拓展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三个有利于"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是提纲挈领、贯穿始终、言简意赅的基本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根本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实现时代转折的重要标志,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中心内容,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监护人责任归责原则研究

基于国内学者对监护人责任的性质与归责原则纷争现状 ,作者在明确监护人责任概念的基础上 ,大量借鉴欧洲大陆国家相关理论 ,运用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 ,认为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应摒弃无过错原则 ,采用过错或过错推定原则。

论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学者界定不一。本文从分析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出发,结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规定的比较研究,建议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对监护人应该规定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移管制度中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以有利于被判刑人原则为视角

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领域,移管制度以其独特的价值追求有别于其他刑事司法合作形式,究其根源乃是移管制度始终将“有利于被判刑人原则”作为宗旨理念和首要原则。随着我国移管实践的推进,出现了制度设计与实务操作之间的偏离倾向。依据国际被判刑人移管的通常规则,结合当前我国被判刑人移管的实践经验,从被判刑人角度具体落实维护被判刑人利益,通过规则保障充分发挥该原则之实益,以期准确把握有利于被判刑人原则的价值旨趣。

浅谈四项基本原则与三个“有利于”标准关系

一、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并不矛盾 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提出的,是反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针对改革开放中思想僵化的“左”的思想而提出的,是反“左”,二者并不矛盾。 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的。我们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散布怀疑和反对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严重危害安全团结的政治局面,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针对这种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首次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政治概念。他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1980年12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积极主动、理直气壮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并说:“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同上第317页)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一直是旗帜鲜明,讲得最多,直到南巡谈话中,还告诫人们,“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疑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媒体人理解、遵守、传播《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主线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核心,且围绕该原则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领域,媒体人责任特殊,应紧紧抓住“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这一主线理解、遵守、传播《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保护未成年人做出应有贡献。

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司法适用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理念的巨大进步。这一原则对未成年人工作的总领性作用,将对包括司法保护在内的“六大保护”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深刻的变革。但国内外既往实践表明,这一原则的概念含糊、适用标准不确定,需要对该法第4条规定及六项具体要求进行体系化梳理与阐释。具体来说,应当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司法适用的基础理念,强调“保护与教育相结合”的目标引领,注意尊重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的意识,以及“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手段限定和路径要求;应当强化该原则司法适用的规则体系建设,通过操作性规则推进特殊保护、优先保护分层次地落实;应当注重协调特殊规则之间的冲突,以原则克服规则适用的局限;应当注意控制原则适用的司法权力,保持司法积极作为与理性克制之间平衡,最终推动形成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规则化、开放性的司法适用体系。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具有人权保障、国家责任、控辩对等和国家刑事政策方面的依据,它是解决刑法中事实不明时的裁判规则,它有别于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和择一认定原则,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的性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有根据的合理怀疑和控诉方履行举证责任后案件事实仍真伪不明的前提下,在判断犯罪是否成立、处断犯罪的罪数、断定犯罪的效果、追诉时效以及法律解释存疑时有其适用空间.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网络隔空猥亵儿童案件中的适用

近年来,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高度关注,面对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这种新兴犯罪样态,其行为的认定成为了未成年审判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案件的裁判结果需要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同时也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本文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作为审判此类案件的基本立场,以涉案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优先保护、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为宗旨,并从体系性地阐释法律、正当程序的制度设计、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的惩治力度以及个别化的替代性措施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能够像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一样,作为少年司法领域内的首要原则得以确立。

法律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之倡导

基于刑法的机能、特点、价值理念、当前刑事政策和国际通行法律实践等综合考量,应当实行"法律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该原则有着自身的限定性,严格贯彻该原则并不会导致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