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的心理成因实证分析

我国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并持续走低,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开辟了居民消费心理这一新视角来研究我国最终消费率问题,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影响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居民心理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分析了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最终消费率偏低的心理成因,并为寻求提高最终消费率的对策措施提供全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

进一步启动经济应着眼于提高最终消费率

一、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症结 199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洪涝灾害,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中央所采取的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率达到7.8％。但投资的扩大,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的行为,而社会投资和民间消费则均无明显地跟进。1999年。

劳动收入比、基尼系数与最终消费率——基于调节收入分配视角

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它决定了居民可支付的购买力数量和购买力布局,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对劳动生产积极性产生激励作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生产高质量产品,提高供给侧响应消费需求的能力,从而提高社会总需求.本文以我国30个地区的2003-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究劳动收入比、基尼系数与最终消费率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劳动收入比、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地区居民消费需求上升,基尼系数、税收水平上升会导致地区居民消费需求下降.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最终消费率与商贸流通业发展互动分析

中央政府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最终消费率有所提升,而商贸流通业与居民消费之间密切相关,必然会受到最终消费率提升的影响。本文以我国1997-2016年最终消费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依据,定量分析最终消费率与商贸流通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我国最终消费率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为协整关系。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与最终消费率提升之间是双向促进关系,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提升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而最终消费率的提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较弱的带动作用。

劳动者收入分配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比较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劳动者收入分配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且重点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升,总体显著地推动最终消费率水平提升,同时不同所有制企业就业人员工资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强度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即表明收入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配,对最终消费率存在调和效应。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情况来看,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工资对最终消费率的正向作用强度最高,其次为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最后为国有企业,而且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就业人员工资对最终消费率的拉动作用都要强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国有企业工资对最终消费率的作用却拉低了收入分配的整体消费刺激水平。

我国最终消费率与各影响因素的灰关联分析

文章在观察了我国最终消费率变动趋势的基础上,运用灰关联分析的方法,对我国最终消费率与各个影响因素的关联度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在改革开放30年来,对我国最终消费率产生影响的若干因素中,始终排在前面的有贫富差距因素、产业结构因素、资本形成率因素,而且产业结构因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显著。

我国最终消费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我国最终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的最终消费率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91-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贫富差距是导致我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知,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我国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的Granger原因,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单向性。

最终消费率及结构变化的中外比较和启示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不同发展阶段的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呈现不同的趋势和特征。我国的消费率呈不断下降趋势,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的消费率呈现出复杂化趋势,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是其主要特征。因此,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逐步提高消费率,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转型期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探索转型时期我国居民消费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综合考虑影响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的各种因素,最终选取储蓄率水平、人口老龄化结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这四个目前在我国很突出的因素作为研究变量,并用这四个因素的代理指标(储蓄率、老年抚养比、社会保障支出比、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与居民最终消费率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四个指标都与居民最终消费率有很大的相关性。为此,建议在扩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战略实施中,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注视公平分配。

我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及对策——基于资金流量表的实证研究

运用因素分析法,将影响最终消费率的因素分解为可支配收入占比和平均消费倾向两个因素,分析发现,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和平均消费倾向同步下降是导致最终消费率走低的主要原因。而非金融企业部门劳动报酬下降、住户部门生产效率下降和纳税负担上升是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减小的主要原因;住房投资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自我保障性金融投资上升是住户部门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变动对最终消费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本文利用1986年——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数据对影响最终消费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对当前我国最终消费率有明显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增加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投入、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政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的年龄结构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计量模型,运用我国1998~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全国层面、分区域层面最终消费函数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一是人口结构因素对最终消费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最终消费率之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和负相关关系。二是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省份,其消费率越低,这部分地反映了消费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稳定性检验,发现抚养比和经济发展程度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但受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和人口政策的影响,中部地区少儿和老年抚养比不显著、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不显著。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应从鼓励生育、银发产业、公共投资的角度,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促进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同步增长。

提高最终消费率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一、最终消费是ＧＤＰ增长中的重要拉动力量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ＧＤＰ的最终使用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最终消费,二是资本形成,三是货物和服务净流出。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就是上述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在国民经...

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最终消费率的最优结构分析

通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分析了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最终消费率过高或过低都可能不利于发挥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过度消费导致投资不足,再生产能力无法弥补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促使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边际影响逐渐降低。如果最终消费率过低,会引起资本存量的产能过剩,使规模经济效应消失,经济预期不乐观,社会投资和消费都将减少,对GDP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最终消费率是衡量一国国民经济中消费比重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而最终消费率与世界水平相比一直偏低,且呈下降趋势。过低的最终消费率会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制约作用。本文将梳理现有最终消费率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进行我国最终消费率的现实情况与国际比较,并对提高最终消费率提出对策建议。

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最终消费率的最优结构分析

从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根据消费与投资最优结构的理论,利用我国1979—2019年的数据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分析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非线性关系,考察最终消费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最优点。从结果可知,城镇居民消费率对居民消费增长与GDP增长存在调节效应,且调节效应呈“倒U形”。当城镇居民最终消费率达到约73.9%时,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强度最大。

我国与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的比较分析

与世界水平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并持续走低。本文在分析我国及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发展状况及变动特征进行了国际比较,提出了我国最终消费率不同于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变动趋势的特征。同时,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提高最终消费率的经验借鉴,探讨了我国提升最终消费率的有效路径。

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对策

本文分析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变化特征及最终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提出提高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