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关系强度对居民消费率的异质性调节效应--基于流通集聚外部性视角

本文基于2005-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流通集聚外部性视角,实证研究网络关系强度对居民消费率的异质性调节效应。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网络关系强度与居民消费率存在正向相关,流通产业集聚与居民消费率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分位数回归表明,流通产业集聚度及其平方项与居民消费率的相关性显著,且平方项的正向相关性随分位数增加不断降低,网络关系强度在25%以上分位数的检验结果显著,且随分位数增加而不断提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控制交互项后的流通产业集聚、网络关系强度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及正向相关关系依然成立,网络关系强度在流通产业集聚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中存在“U”型调节效应;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东、中部地区流通产业集聚对居民消费率存在“U”型影响特征,西部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网络关系强度在西部地区流通产业集聚与居民消费率关系中发挥直接调节效应,在东部地区发挥间接调节效应,在中部地区的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效应均明显。

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对钱纳里标准模型的再检验

在钱纳里标准模型提出半个多世纪以后,本文基于全球153个国家(地区)1960-2020年的样本数据和2000-2021年国内省级面板数据,再次使用钱纳里设计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除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钱纳里提出的经济增长与消费率之间存在的U型关系在不同人口规模的国家和整体样本中都存在,这一发展规律也适用于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变化情况。钱纳里模型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用于理解与预测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情况。

收入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2003-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港澳台地区除外),并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收入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资收入占比提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率提升,而经营性收入占比和转移性收入占比提升反而对居民消费率产生抑制作用;从区域差异角度来看,工资性收入占比提升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经营性收入占比提升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反而产生抑制作用;转移性收入占比提升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率提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不显著。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先从理论上阐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然后采用2006-2019年我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展开经验检验,得到以下结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因此,在引领人工智能产业转型升级,更快实现对居民消费率提升的同时,也要有所侧重地强化其生产率获得效应,弱化其技能偏向性特性,放大人工智能技术对居民消费率的提升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性内生动力。

居民家庭杠杆率对于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吉林省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居民资产负债调查是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开始进行的一项制度性年度统计调查工作,该项调查是中央银行分析居民金融资产负债情况、研究住户部门偿债能力、制定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途径。当前居民加杠杆情况普遍增多,为探究居民家庭杠杆率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基于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数据,制定了五种能够反映家庭杠杆率的指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加杠杆程度提高对消费倾向的影响。研究表明:居民家庭杠杆率主要负作用于消费支出,且资产负债率指标对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最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指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年轻群体(33岁及以下)、大型家庭(4人及以上)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中,对其影响更为显著。

政策工具组合、居民消费率与宏观杠杆率——一个包含土地财政框架的NK-DSGE模型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土地市场的四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土地财政背景下,土地供给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其组合对居民消费率、宏观杠杆率与总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视角下,使用减少土地供给的政策与宽松性利率政策的组合,可以熨平经济波动;中期视角下,使用减少土地供给的政策与稳健性财政政策的组合,可以实现提振居民消费率、降低宏观杠杆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三大政策目标;土地供给政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是影响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上述分析为认识土地财政模式的运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宏观政策组合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球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兼论经济发展阶段的调节效应

本文在初步观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率影响效应的基础上,使用世界153个国家(地区)2010-2020年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率产生U型非线性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扩大内需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家庭内部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消费支出、消费率和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

少子化和老龄化是当前我国家庭人口结构的典型特征。扩大居民消费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从消费支出、消费率和消费结构3个维度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少儿人口比对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老年人口比却显著抑制了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率。这一结论经过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少儿人口比和老年人口比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作用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第三,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农村家庭、西部地区家庭、低收入组家庭及健康状况较好家庭的老年人口比的上升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少儿人口比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在城镇家庭、中部地区家庭、中高收入组家庭及低教育程度家庭中是显著的。本文的结论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为扩大居民消费的路径提供了研究依据,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扩大内需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消费结构中介效应的检验

扩大内需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产业结构优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本文考察了产业结构优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及其居民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发挥显著的直接效应,但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地,居民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存在,但在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正向赋能作用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相比较而言,居民消费结构在产业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提升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启示。

家庭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家庭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债务积累和财务杠杆率上升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总支出和住房支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住房支出对日常生活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其财务杠杆率上升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无住房产权家庭、高收入家庭的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住房支出在家庭财务杠杆率增加消费总支出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举债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在家庭财务杆杆率反向影响日常生活开支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遮掩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合理控制家庭部门财务杠杆率的上升,谨防债务过度积累给家庭和社会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缓解居民购房支出压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充分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我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的心理成因实证分析

我国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并持续走低,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开辟了居民消费心理这一新视角来研究我国最终消费率问题,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影响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居民心理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分析了居民消费意愿不足、最终消费率偏低的心理成因,并为寻求提高最终消费率的对策措施提供全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

居民杠杆率视角下我国消费升级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AIDS模型测度我国消费升级水平,使用各省域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分析我国居民杠杆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2009至2019年间我国居民杠杆率呈现较快上升特征,我国居民杠杆达到较高水平,需要关注警惕过快过度上涨所导致的经济金融风险。消费升级指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居民杠杆上升速度。第二,2009-2019年我国发生了明显的第一类消费升级,即食品支出占比不断降低。2009-2013年,我国出现了明显的第二类消费升级,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符号性、服务型特征的消费支出增速持续高于消费总支出增速。2013年后,这些消费的支出弹性有一定下降,升级势头放缓。而居住支出弹性持续上升,表明居住支出对其他类型消费形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第三,考察期内,居民杠杆上升对消费升级产生促进效应,但杠杆率越高,消费增速越低,对消费升级的边际效应逐步降低。此外,房价上涨对消费升级具有一定抑制作用,而消费支出对消费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老年抚养比也与消费升级正相关。

流通业集聚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流通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流通业集聚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分析流通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流通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流通创新在流通业集聚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流通业集聚可通过推动流通创新间接提升居民消费率;流通业集聚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于农村消费群体、中西部地区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因此,提出发挥流通产业集聚效应、推动流通模式创新、促进城乡流通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进一步启动经济应着眼于提高最终消费率

一、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症结 199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洪涝灾害,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中央所采取的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率达到7.8％。但投资的扩大,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的行为,而社会投资和民间消费则均无明显地跟进。1999年。

我国最终消费率与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一直以来,我国都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最终消费率相应比较低,而且,最终消费率在近年进一步走低。影响消费率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文化背景等,其中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近年来已经引起重视。根据现有理论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使用1952年以来的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无论在长期上还是短期上均会降低最终消费率。

家庭人口结构、收入稳定性与居民消费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收入的变动对消费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章基于我国微观家庭数据库,实证检验人口结构和收入稳定性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和收入不稳定性的提高会抑制家庭消费率的增长,这一负向影响在城市家庭更为显著,且二者能够产生负向联动效果。从不同生命周期来看,家庭人口抚养比的增加对扩展期、稳定期和收缩期家庭边际消费率的不利影响较为显著,而收入不稳定性的提高对形成期、稳定期和收缩期家庭边际消费率的不利影响更大。因此,应该充分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符合当前我国家庭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劳动收入比、基尼系数与最终消费率——基于调节收入分配视角

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它决定了居民可支付的购买力数量和购买力布局,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对劳动生产积极性产生激励作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生产高质量产品,提高供给侧响应消费需求的能力,从而提高社会总需求.本文以我国30个地区的2003-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究劳动收入比、基尼系数与最终消费率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劳动收入比、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地区居民消费需求上升,基尼系数、税收水平上升会导致地区居民消费需求下降.

中国双市场体系理论探讨——对双市场体系下的低消费率与最终消费的模型分析

在明确我国生产、居民收入与消费状况的基础上,证明了中国双市场体系的存在。依据双市场和多市场体系形成机理,认为双市场与多市场共存体系可以在根本上影响与制约我国生产、分配与消费。只有在结构分析条件下,透过生产、分配、消费与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才能够更好说明国家内部经济运行状况及所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对市场体系正确的判别是国家分析经济运行情况与准确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

提升居民消费率、关注重点消费领域、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提升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扩大内需的主要支点是居民消费。该文从居民消费这个内需的重要方面入手,提出一方面要提升居民消费率,另一方面要聚焦突破几个居民重点消费领域,打通阻碍居民消费持续回升的关键难点和堵点。该文建议应不断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控制居民收入风险,提升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消费金融创新、合理增加消费信贷,优化消费环境等,以持续提升居民消费率;同时建议应多措并举,尤其从供给端发力,升级居民在文化旅游、医疗康养、绿色低碳、教育托幼、大宗消费等重点领域的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最终实现内需的进一步扩大。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最终消费率与商贸流通业发展互动分析

中央政府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最终消费率有所提升,而商贸流通业与居民消费之间密切相关,必然会受到最终消费率提升的影响。本文以我国1997-2016年最终消费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依据,定量分析最终消费率与商贸流通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我国最终消费率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为协整关系。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与最终消费率提升之间是双向促进关系,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对我国最终消费率的提升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而最终消费率的提升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较弱的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