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司法巡回的国家治理功能: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功能迁移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亟须司法的全面参与。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及司法的政策参与对于司法统一有其必要,但对塑造司法规则之治、强化国家治理功能而言仍有不足。作为制度性建构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有功能性意义,但在实践中又存在职能定位在案件分流与统一法律适用之间摇摆,涉诉信访案件的广泛受理阻碍巡回法庭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发挥等潜在困境,使其经由司法巡回达到国家治理的功能受阻。因而需要以法治思维为导向正视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运行过程中的功能迁移,即从聚焦于纠纷解决逐步转向司法统一、规则治理的关注,从司法改革先行试错的“试验田”转向创新机制呈现的“示范区”,以服务于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历史进程。

中央司法权力的非集中化——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切入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使得司法体制中的央地关系出现新变化。在全国六个巡回区设立巡回法庭,虽然体现出中央司法权力向下延伸的属性,但也使得中央司法权力呈现出非集中化的特点。这种非集中化还体现在,司法权力虽然被认为是中央事权,但目前也只能做到一部分权力由基层向上延伸集中于省级,实现省级统管。这样一放一收交错的司法二元结构,是单一制国家的特殊表现。六大巡回法庭通过对巡回区内地方各级法院的分片管理,有助于实现巡回区内的司法统一,进而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司法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信访治理过程中的功能分析——以地方公共物品理论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要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解决纠纷和信访矛盾,促进信访分流。从公共经济学视角对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提供的信访服务进行划归,确定其地方公共物品的属性。并对沈阳和深圳的两处巡回法庭的信访工作进行分析,发现巡回法庭的信访服务正囿于地方公共物品特性的束缚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整体效果的发挥。因而应采取相应的举措来克服这些束缚,以充分发挥巡回法庭分散解决社会矛盾、增进公众福祉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理念、运行效果及问题探析—以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村宅基地纠纷案为例

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是中国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探索者,是司法领域法治改革的新生事物。巡回法庭执法办案已有了初步实践,其在工作中积极创新司法改革措施,构建科学高效的审判权运行机制,落实法官司法责任制,建立主审法官会议制度,集体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在保证司法公正和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初步实现了预期目的。但是,该制度实行的时间还不长,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完善巡回法庭运行机制的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职能定位再思考

巡回法庭自设立以来,其职能定位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官方解读与学界观点均难达致统一。就实践运行来看,巡回法庭主要践行了便利诉讼、接访与分流的职能,但是这三种职能并不能反映巡回法庭设立的意义。巡回法庭职能的准确定位,需要综合考量审级制度建构原理、司法成本的承担、司法改革中的定位以及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四个方面。因此,巡回法庭作为特殊的审判机构,应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统一和司法权威的司法职能;巡回法庭作为单一制国家结构中的一部分,还应承担参与中央及地方治理的政治职能。

论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区域司法协同

在党中央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区域司法协同作为法治中国建设和区域治理的交汇点,强调将区域内的司法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区域司法协同不仅构成了区域法治必要的组成部分,也符合现今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趋势,还有助于破除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但同时也面临着规范冲突、制度保障不足、发展动力缺失、区域内部不平衡等问题。与之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全国范围内的全覆盖,有助于通过消减司法地方化、统一区域法律适用、司法协作常态化等方式,有力推动区域司法协同。在这一过程中,巡回法庭还应当注意处理区域“建构性”与“自生自发”之间的矛盾,并弥合自身功能定位同司法协同目标之间的缝隙,进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日常办公室”,不断优化和完善“便利型”“治理型”“交流型”三类区域司法协同机制。

什么是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头戏,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于2015年1月相继在深圳、沈阳挂牌成立。究竟什么是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它在机构属性、职能定位等方面呈现什么样的样貌?一、巡回法庭是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巡回法庭是最高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构,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典型案例研究——以第一巡回法庭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发布典型案例是其行使指导职能的方式之一。巡回法庭的典型案例具有生成机制规范化程序化、发布类型多样化类型化、指导对象区域化内部化、效力强化层级化等发展趋势。巡回法庭“坐落地方,位居中央”的特殊地位可以保障其典型案例的有效适用与独立权威,但也有其内生性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构建探究

为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推动法院实现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的改革措施,用以逐步推进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文章将展现巡回法庭改革措施的提出过程,阐述巡回法庭的功能,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审级设置、案件分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借鉴我国巡回法庭在试点中突出的亮点,以及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推动司法独立措施中的部分经验,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制度构建。

问题与出路: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接访职能的初步考察

推动"信访中心外移",缓解首都的"进京访"压力,是巡回法庭承担接访职能的主要出发点。从试点的初步情况看,这一目的基本实现。但巡回法庭也激发了大量的信访案件,面临巨大的接访压力,来访接待与案件审理严重失衡。过度接访的现状可能导致巡回法庭沦为最高人民法院派驻地方的"信访办",偏离审判机构的性质,形成"接访为主、审判为辅"的运作格局,造成机构变相臃肿、制度成本升高、强化信访制度的功能变异等后果。长远而言,巡回法庭未必能使"进京访"大幅减少乃至根除。当务之急在于多措并举,大力缓解巡回法庭的接访压力,及时调整巡回法庭的审级定位,实行有限的三审制,将部分信访案件导入司法程序,更多地通过案件审判发挥对下级法院的司法示范作用。同时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革除司法地方化这一体制性弊端,推动员额法官由中央统管并探索试行员额法官财产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从源头上减少涉诉信访案件。

司法改革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成以来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司法改革作为我国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重大部署,《决定》提出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把巡回法庭作为司法改革的"排头兵",无论从时代背景还是长远目标考察,这项制度都将是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闪光点。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改革评析与完善构想——以遏制司法地方保护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具有遏制司法地方保护的历史使命和价值目标。为探究巡回法庭在这一方面的改革成效,文章从正反两个视角对其进行了辩证分析,并据此作出了综合评价,得出巡回法庭未能实质化地遏制司法地方保护的结论。最后,文章在简单介绍学界现有改革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审制"的改革思路以作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立探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以审理跨行政区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正是由于我国司法地方化问题未能有效解决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日益增大,才推出了这一决定。我国设立的巡回法庭面临着内部、外部等多方面的问题,巡回法庭应当就巡回区、巡回法庭人员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域的检察院,以保证巡回法院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及功能,实现法治与公正。

彰显司法体制改革新活力——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初探

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尽快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触及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旨在推动司法"去地方化"的问题,对达到完善依法治国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最高院巡回法庭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充分借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加快推进。

论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制度建设

巡回法庭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创新,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定性的基础上,探讨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运行模式,最后从巡回区划、受案范围、相关配套制度三方面提出构建巡回法庭制度的建议。

探析死刑复核案件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行使

"人命关天"诠释了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对死刑谨慎的态度。尽管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有八年载,但对如何完善死刑复核制度,学界一直争议不断。学者一致对目前死刑复核秘密进行、书面审、行政化等弊端提出了批评。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后设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制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行使死刑复核权的弊端,探析死刑复核案件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行使的可行性。从而为建立巡回法庭行使死刑复核案件提出具体构想。最后提出完善巡回法庭行使死刑复核案件配套监督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主审法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任命王毓莹、司明灯、张颖新、陈宏宇、钱小红、奚向阳、曹刚、龚斌、熊俊勇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主审法官；任命万挺、王连祥、李桂顺、张能宝、武建华、骆电、郭修江、董华、潘杰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主审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法释[2023]14号)

根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相关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一、将第二条第一项修改为:“(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额为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任免名单

一、免去高憬宏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二、任命钱晓晨、马岩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三、任命杨占富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免去其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第五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四、任命蔡金芳(女)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免去其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五、任命祝二军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免去其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制度功能

作为司法改革的"排头兵",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与实践,既能够通过最高审判权力的"下沉"带来社会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也能够通过最高司法权的在地化运行来促使巡回区司法行为的规范化,还有助于确立通过司法机制分配地方利益以及这种分配方式的权威性。由此所带来的,不仅是地方司法权的行使被进一步高度统一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行动逻辑上来,而且也确保了国家通过司法进行地方社会治理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国家通过司法权威的塑造来助力国家权威的提升。当然,对于巡回法庭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对司法世界与政治社会的影响,我们也要敏感并有所预判,要通过巡回法庭司法职能的合理设置以及司法成本的均衡分担,来确保巡回法庭良性运转的同时,促使其司法—法治功能与社会—政治功能的良好发挥,从而实现司法改革的整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