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皇帝最高司法权的历史成因

本文认为我国的古代社会中央集权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其核心的皇权则同步膨涨。皇权不受任何制度性的约束，可以随意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在司法活动中，皇帝享有最高审判权。其因，一是中国的皇权至上性是由中国经济生活的特点决定的；二是与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有关。

清代最高司法权的行使——以皇帝对三法司的严密控制为视角

清代的中央三法司是君主实现最高司法权的重要抓手。一方面,皇帝为三法司的司法活动设定各种原则与规矩,并要求法司严格按律定拟,不准意为轻重;另一方面,皇权的触角还延伸到具体司法审判领域,对三法司核拟案件或“定基调”、或改判、或驳回、或交更高层级的九卿会审,甚至创造例外越法权断,以实现其最高司法权。

论明代司法中的皇权

封建专制社会条件下,皇帝掌握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一手囊括了立法、行政、司法权。皇帝在司法中的最高权力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律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限于篇幅,以明代为标本作粗略的分析研究。明代皇帝的最高司法权既在法律中予以规定,也体现在司法惯例和司法实际中,下面逐一加以论述。 1.重案的最终裁决权明代的司法管辖按照案件的轻重和罪犯的身份,分别有所隶属,前者称为案件管辖,后者称为身份管辖。

唐代北司的司法机构

南衙北司之争是唐后期的一大政治问题。南衙朝官和北司宦官互相倾轧、长期恶斗,甚至以武力对抗,加剧了中央政权的内部矛盾,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本文试图从北司的司法机构入手,研究在司法方面南衙北司的分立和抗争。

民国司法院:近代最高司法机关的新范式

从清末司法改革到1947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和修正《司法院组织法》,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近代中国形成了特有的最高司法机关模式——司法院。在司法行政方面,大理院自始便拥有非常独立的院务自主权,司法院承袭了这一权力,并加以扩充;最高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是否合一的问题是民国制宪时反复争论的问题之一,但事实上司法院长并不直接从事审判工作,所以最高审判权与司法行政权从未真正合一。司法院继承了大理院统一解释法令权,并将其规范控制权扩展到宪法解释领域。民初大理院、平政院(肃政厅)分立,开日后司法院内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并行的先河。可以说,在《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之前,司法院体制已经渐趋成熟,甚至宪法本身也无法另起炉灶,根本改变既有的中央司法体系。如果说司法院本身的制度设计尚有可取之处的话,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际的司法运作则是腐败盛行。

古代东方的专制与法律

古代东方的专制与法律王立民在古代东方，专制与法律的关系密切。本文以那时典型的楔形文法、希伯来法（犹太法）、印度法、伊斯兰法、俄罗斯法和中国法为例，重点考察它们与专制的关系。法律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手段。古代东方国家的统治者都通过立法来保障专制制度。从立...

明代的执法犯法及惩治措施

一、执法犯法的表现 在明代司法领域,执法犯法的表现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几项。 1.滥施刑罚。明代法令规定,凡人命、强盗、窃盗、奸犯死罪等方许严刑拷问,其余只用“鞭扑常刑”。如果刑具非法,滥施重刑,那么当事司法官员就要除名,重者甚至充军。可是,明代许多官员往往不遵此令,非法用刑。比如笞杖本属轻刑。

“议员”称谓的来历与涵义

"议员"这一称谓最先形成于英国。中世纪,英国既已建成了一套名日"含君议会制"的宪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王与贵族院、平民院共同构成议会,行使立法权,财政权,国王还单独行使行政权,贵族院掌握最高司法权。贵族院的成员皆是贵族。作为一项政治特权,贵族成年后即有权进入贵族院,参议国政。

皇权与清代司法

本文作者认为,在封建专制权力极端化的清代,皇权对于司法的作用有其独特之处。清代大多数皇帝始终牢固地亲掌国家最高司法权,并大体上使其权力的行使符合封建专制的法定程序。具体做法是:皇帝亲自裁决死刑案件,过问钦案大狱,通过汇题、汇奏、奏折等控制和监督全国的司法活动,皇权作为最高层次的专制权力,对封建法制有着直接的影响,使封建法制的推行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明代首辅与司法(上)

明代的内阁首辅是总管国家中枢政务的官员。尽管明代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司法机构向皇帝负责,司法大权操纵在皇帝手中,但首辅作为行政长官也插手干预司法。本文拟对明代首辅参预司法的权限和效用作一肤浅的探讨。一、内阁制度与首辅的司法权自秦汉以来,宰相作为封建官僚体制中的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由于宰相在统治阶级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因而就有延揽大权制约皇权的可能。因此,尽管皇权与相权在治理国家和维护统治所级利益等根本方面是一致的,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皇权与相权在统治权力的分配和行使上也会产生矛盾。对此,历代有所作为的皇帝都处心积虑采取种种措施限制相权。